女性孤独意识的表达及主体性的书写 ----- 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名篇,其女性孤独意蕴主要体现为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这一文本可以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冯铿《最后的出路》中觉醒的女性

左联烈士、潮籍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关注女性命运,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最后的出路》是一篇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和线索的小说,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及种种社会问题,塑造了觉醒的新女性郑若莲,指出女性最后的出路是走上革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女性个体生命的探究与表达--关于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个性化写作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丁玲的写作显然呈现出有别于30年代的个性气质,这是她对自己在20年代的写作个性的一次回归.在丁玲个人的写作历史上,这次回归再次印证着她真正的文学禀赋对女性个体生存困境的揭示,以及敏感而细腻的传达能力.但由于当时的文艺气氛和丁玲的特殊遭遇,这种个性化写作很快中断.     

审美理想的寻找与迷失——城市日常生活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审美取向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表象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在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审美享受、改变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现象。本文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日常生活与女性写作的审美取向变化,探寻女性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在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碰撞、融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审美理想的找寻与迷失的状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拯救与毁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狐火》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作品《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来自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劳工阶层聚集的小镇上的一个少女帮派的兴衰史。作品关注的不只是几个少女的命运,而是一个时代女性的道路和社会状况,进而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尝试剖析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女性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的美国少女对抗男权社会却依然悲剧收场的根源以及欧茨独特的彰显女性主义意识的方式。     

沉沦中的救赎——《青春甜蜜鸟》中普林塞丝的异化与自我实现

田纳西·威廉斯以细腻而委婉的笔触描绘了许多孤独、失意的南方女性形象,揭示了她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精神的失落与内心的迷惘。文章以田纳西·威廉斯的重要剧作《青春甜蜜鸟》为研究文本,以异化概念作为理论依托,通过普林塞丝梦想的断裂以及身体的沉沦,阐释南方女性所遭遇的自我异化的悲剧性命运,追溯其在爱与艺术的感召下超越异化、实现自我并最终获得救赎的心路历程。     

“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陈凯歌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丰富多变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体发展脉络。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展示了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呼应的是"五四"传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主义批判让寄生在传统价值观中的父权土崩瓦解。但旧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内核——父权又迅速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新的环境下将女性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自由空间,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困境。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奇境》中男性群像的精神生态解读

欧茨的小说《奇境》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处于历史变迁中的男性荒原般的精神状态,深入男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揭示了他们的恐惧、压抑、绝望,探寻了男性的内心孤独、抑郁、精神空虚、自我异化的生存困境。小说中对男性精神生态的刻画,说明当时美国社会的不良现象给人们生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心理问题,也体现出欧茨对人的关注,对人精神的关切,对男性无奈处境的怜悯。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因此,对丁玲的研究离不开对她编辑活动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丁玲研究者都把研究视线投射在…     

女性的本文性:逃亡与孤独: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论 …

本语文阅读顾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指出莎菲们的逃亡与孤独既是女性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自我坚守、选择的结果,也是女性以此方式拒绝、抗争社会异化与抹杀女性自我意识的结果。逃恨与孤独,也是女性现代本文叙事的一种策略,它们寄寓着现代女性的欲望话语,以此反抗、颠覆排斥她们成长为现代女性主体的父权话语与男性神话。     

女性的本文性:逃亡与孤独──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论之二

本文阅读了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 ,指出莎菲们的逃亡与孤独既是女性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自我坚守、选择的结果 ,也是女性以此方式拒绝、抗争社会异化与抹杀女性自我意识的结果。逃亡与孤独 ,也是女性现代本文叙事的一种策略 ,它们寄寓着现代女性的欲望话语 ,以此反抗、颠覆排斥她们成长为现代女性主体的父权话语与男性神话     

《送我上青云》：都市独立女性影像书写的新境界

电影《送我上青云》的意义不在于揭示当代社会的男权压迫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是在中国男女基本平等的背景下,以盛男这个形象阐释了当代都市女性的独立内涵,揭示了她们孤独的生存处境以及这种困境形成的个体原因与社会原因,探索了独立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将当代中国女性影像书写推到了一个新境界。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不同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也有异于同时代的一些新移民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查建英致力于描写北美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和性别冲突.她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透视了"边缘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反映出人物在中/西矛盾对立中特殊的充满悖论式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新移民难以逃遁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等问题,以及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中所追求的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就迎来了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影响了现代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也体现了当时电影界进步的美学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集中地体现在海洋意象、海洋电影音乐以及海洋叙事风格三方面。海洋意象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内在情感中,参与了女性形象的建构。海洋音乐对电影叙事的多重表达,突出地体现在《渔光曲》中,通过电影声画的同步结合,形成了作为海洋电影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艺术特性。在叙事风格层面,海洋电影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向30年代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转化。     

新立与拘缚——论《暂坐》中的女性意识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以独有的叙事视角，呈现了在时代巨大变迁下都市女性的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凸显了新时代女性特有的独立与自觉意识。从女性的生命意识、性别意识和她们所面临的困境与悲剧结局入手，深入阐释人物在面对性别与社会的双重困境中如何寻求精神突围并最终陷于困顿，引发对女性自我成长的深思，为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问题提供借鉴。     

《纯真年代》中梅与埃伦之对比研究

伊迪丝·华顿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19世纪纽约上流社会为时代大背景,真实地记述了女性所处的困境与悲惨命运。在代表作《纯真年代》中,华顿细腻地刻画了梅与埃伦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揭示出在当时强大的父权制度的禁锢和束缚之下,女性无论选择屈从或是有意识反抗,都以悲剧命运告终。将二人的衣着外貌、内心世界以及婚姻观这三方面进行比较,能够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