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以市场经济为大背景,在分析独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本质─—“理性”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根本致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个人理性导致的非集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产生的,进而为改善这种现象的政策制定提供一些思路。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家庭优化组合——“一家两制”现象写真

家庭,做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在“商海”热潮的冲击下,牢固的“一家一制”的结构模式正在产生变化,以往农村家庭中的男耕女织,城市家庭人员共同供职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结构被打破,而新兴的“一家两制”现象正闹得热火朝天。人们在惊呼:当前中国的家庭也在实行优化组合。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规范理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在消费行为过程中除了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传统的经济行为模型以经济理性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驱动因素来解释人的行为,越来越面临严重的挑战.基于社会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支配性影响,我们提出了规范理性的概念,认为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受经济理性的影响,还受到规范理性的影响,规范理性和经济理性共同构成影响消费行为的基本驱动力.     

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也应从多角度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必将有新的发现和启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二者的差异与矛盾在这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再次得到证明———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理性与人际话语行为

在方法论方面,语言学家对于人际话语行为的分析可以说是实证与规范互见,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对人际话语行为关系项发生关联或互动之方式展开讨论,尚有待于深入研究。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本文以自然理性与社会理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于自然理性哲学与社会理性哲学之代表性观点的综合考察和分析,分别揭示自然理性哲学关于普遍命题和限定性命题陈述以及社会理性哲学关于原则基础、检验标准和服务目的的论述之于人际话语行为研究的指导意义,并提出一些例外情形,以供学界继续探讨。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农户农业生产“一家两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信息、成本与收入变化的视角

在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状态下分析正向“一家两制”和反向“一家两制”现象出现的条件,并且对影响该条件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并不必然导致农户农业生产中“一家两制”现象的出现,农产品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一家两制”现象的发生;信息对称环境下,由于农户收入的异质性以及要素成本变化的不对称性,农户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变化不同步,从而导致“一家两制”现象出现。因此,要消除农产品生产中的“一家两制”现象,首先要采用“纵向一体化”或者“品牌化”等手段尽量削弱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其次通过技术进步降低高质量农产品的成本;通过产品质量认证等手段提高高质量农产品的价格;最后,要不断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农户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在高质量层次上的统一。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研究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种种“异常”，对基于理性假设之上的经典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回顾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可以看到建立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应该是金融理论的下一个主要方面所在，该标准行为模型应该既能表达有限理性，又能兼容理性行为。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法经济学之“理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理性”进行经济史上的梳理,把经济学上的理性回放到哲学的视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法经济学之经济理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认为经济理性在近代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论霍曼斯的交换理论

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来源。他的交换理论是以斯金纳的个体心理学方法论为基础,吸收了文化人类学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而成的,认为个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就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为当代经济社会学所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