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论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

20世纪初,基于对当时中国所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序列定位的不同认知以及由此而选取的不同比较研究对象,费孝通与理查德·H.托尼为中国的乡村振兴设计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主张以乡土工业为基点来构筑乡村的现代性,后者则强调园艺改革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在经历了系列思想转变后,晚年的费孝通也重新回归到对园艺改革的关注,希望在中国走一条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并举的乡村振兴道路。但无论如何,对共同体伦理的维护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关键。因而,重启费孝通和托尼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梳理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过程,不仅对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史具有理论价值,还对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

费孝通晚年提出社会学需要在人的精神领域进行耕耘,走出"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局限。他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将主体纳入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讨论主体的过程中,费孝通提出的"意会"概念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社会理论中一直存有的结构和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他又从"心"这一概念引申出"将心比心"关系的意涵。费孝通是在"文化自觉"的关怀下探索"我"和"心"的问题的,这应该是未来社会学的主体研究格局。他注意到主体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不过对主体的关注还有所不足。在学术上探明社会和个体间各因素作用情况,需要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视角"。关注主体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增进文化自觉和促成文化转型的实践世界中也颇具价值。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一个概念结构视角的分析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在经验上根源于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观察,在价值判断上建基于费孝通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切思索。农村工业化的发生,源于中国农民家庭经济的农工互补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形成,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特定的资源禀赋(根本特点是人均资源太少)的影响,而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因此,关注农民家庭经济的变迁,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     

文化自觉与人的相互看——由作品去理解费孝通思想的一种途径

人类学需要一种相互性的理解,既要理解他者也要理解自身。费孝通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扎根于自己文化的土地上,在理解自我的同时,也在尝试着转换角度看他者的存在,经过一生的写作和思考,到其晚年才有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研究费孝通的思想也便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转型与发展。在寻求“从实求知”地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余,费孝通思想中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可以超越自我,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超越,这成为费孝通晚年思想的精华。理解费孝通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是一捷径。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20世纪3、4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相继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梁漱溟从文化改造着手,试图通过建立新礼俗、乡学和村学来教育民众,以最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则从经济建设出发,通过发展分散的乡土工业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以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两者的视角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自内而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既有相似又有明显差异,代表了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文化自觉——毛泽东文化理论的一个分析视角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费孝通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有关。文化自觉既是毛泽东构建其文化理论之前提,又内在于毛泽东文化理论内容之内并表现于外。文化自觉体现于毛泽东文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对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认识上的自觉,对中国新文化内涵的自觉界定．以及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从文化自觉的视角理解毛泽东文化理论。无论是对全民文化自觉的培养,还是对加强我国在新时期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序

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基于中国问题的自觉,致力于从法律与文化的视角思考中国当代法治的构建,注重挖掘我国固有的法文化资源以资当代法治实践.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现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长期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而形成的生态保护习惯法文化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伴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成果较为丰硕,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历史研究.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国内“差序格局”研究的文献综述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对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并且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之后,许多学者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也进行了再认识,研究了新形势下“差序格局”的变化和在现实中的表现。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辰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三重视界及展开分析

系统分析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家庭如何教养儿童;二是学校教育如何服务乡土中国建设;三是教育如何参与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是费孝通思考教育问题的三重视野。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表征了20世纪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转型与文化特征。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和儿童养育模式、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世代伦理、农村教育困局和发展路径、跨文化交流教育等问题的分析为当代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参照。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始终从社会文化互动的整体视野审视教育问题,分析教育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联,倾听并反映当地人的需求,遵循一种自下而上、内外互动的分析逻辑。这种人类学分析路径亦值得教育研究界参考借鉴。     

试论费孝通的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

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关键在于本土化研究方法的确立,费孝通在探索社会学本土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寻求社会学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探求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三个角度分析和归纳了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费先生的这个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自觉

费孝通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 ,他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 ,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他自觉追求的写照和结晶。他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思和自觉为我们理解他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也呈现出一个将为人与为学相统一的人格典范和学术风范     

“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费孝通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之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然而,费孝通的思想深处又有着难以纾解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彰显出人格、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     

“礼俗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老年协会调查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如何更好地发展老龄事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文章根据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这一思路,在借鉴传统“礼俗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对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从逻辑上探究“礼俗社会”对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原动力价值.鉴于乡土社会“礼俗性”的重要特征,文章注意到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中国乡土社会基础之上的,且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又有正负之分;尝试在费孝通先生规范的礼俗社会角度下,探讨当代中国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问题,并藉以阐述农村礼俗社会传统对农村老年协会运行的重要影响,以探寻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新思路.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本期导读

费孝通先生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陈占江、包智明在《“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一文中指出: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