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转换

在网络空间中,微博的政治功能日趋凸显。但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来看,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正确地引导微博发展,及时转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深化和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学校场域中话语权的社会学分析

学校作为社会场域微观结构的客观存在,具有与社会场域相对应的权力支配、运作与再造的意义建构。本文通过对学校场域中话语权的社会学分析,揭示了学校场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权力高低的位置差异、权力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话语规划中的符号暴力以及对于权力辩证化的演变方式。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场及表达

话语承载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反复生成,其内容和形式充满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话语由特定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语词要素组合而成,依托话语进行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属性,以新时代为语境,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旨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世界繁荣的战略高度上发出中国强音,展现中国实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诉求中完成时代出场。围绕唱响话语主旋律、规范话语表达秩序、优化话语表达形态3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场域中延展社会意识空间,发挥发展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双重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传播空间和场域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必须在原生态或传统生存土壤中才能获得成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和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网络集拥有影、音、像的新媒介于一身,全面立体地调动起人们的视知觉,达到了全方位的融合性的展示效果。虚拟空间、场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可同时进行直接和实时的交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变得更高效。文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空间及其存在的文字、图像、音响、影像形态、网络场域及其存在的各种形态的分类组合,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传播形态主要体现为人内、组织、人际、群体、大众五种传播形态,以及在媒介、社会、文化空间、场域中的传播。     

批评体裁分析视角下医学科普话语的新媒体传播

以网络新媒体为媒介的话语传播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研究者对医疗行业话语的新媒体体裁和话语传播关注不足,且缺乏从CGA视角对医疗科普话语的探究和思考。文章以72篇医院微信公众号科普推文为语料,在批评体裁分析(Critical Genre Analysis,以下简称“CGA”)理论框架下,结合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多维度、多视角考察医学科普语篇的体裁话步结构和话语传播策略,旨在透视医疗行业实践和行业文化,以期为新媒体话语传播和医疗行业交际话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话语空间的语篇构型

空间是话语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语篇层面,话语空间具有特定的语篇模式,其语篇构型表达相应的话语主题,从而实现其话语的社交指向目的。话语的指向性和定位性存在一定的词汇语法模式,并符合空间演进的基本要求。话语空间依照一定的空间顺序进行演进,其整个过程呈现显性和隐性的话语空间特征。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理论

场域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也可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而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一词主要指符号场域,它强调符号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场域空间。符号场域之场位或在场者的置身性角度(身份等)会作用于符号赋意活动,以影响意义生成与传播过程。而整个场域的空间结构中,在场者的身份不同,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活动又会随之变化。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话语——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

话语与权力及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话语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维持其霸权的载体,但话语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力,它可以成为弱势一方争取更大权力与平等话语权的场所。西方主流媒体在涉华新闻中经常歪曲、贬低甚至诋毁中国的形象,有形无形地操纵着西方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文章将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就分类、预影蕴含和情态等方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新闻进行分析,解构其话语霸权,提高人们的话语批判意识。     

新媒介语境下的政治萌化景观：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互构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空间出现的“政治萌化”景观,体现了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群体秉持“万物皆可萌”的理念,将政治议题纳入“萌文化”体系之中。官方政治主体则将“萌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与传播策略,将其运用于主流话语的内容生产与形式制作之中。政治的“萌化”潜藏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立足建构多元协商共治的政治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推进主流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才能在新媒介语境下有效实现主流话语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网络传播对主流新闻媒体的影响

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来,在传播方式、议程设置和报道视角等方面对主流新闻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的互动传播和迅速普及也使互联网成为一柄双刃剑。国外反华势力已经在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行舆论战和心理战,其规模和影响力正逐步扩大,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主流媒体微传播效能提升策略

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微传播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业态,我国主流媒体迅速调整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并大力发展信息微传播平台.与传统时期相比,主流媒体微传播变迁路径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从封装式组织形态到社会交往式生成,从内容为王到优质内容对接终端应用,从受众场域转向用户场景.主流媒体微传播作为新生平台,受诸多因素影响,尚处于需要不断摸索发展路径的初期阶段.为了提升其传播效能,从业者需要强化专业,打造品牌,复兴主流公信力与影响力;深度植入新媒体思维,精耕微传播领域,增强主流媒体微传播的聚合力与扩张力.     

论新时期中国媒介的话语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的话语形态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历程:伴随着媒介角色由宣传本位向信息本位回归,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型,媒介话语也经历了从宣传话语的一统江山到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逐渐确立,再到与大众文化息息相关的平民话语的彰显,直到最后裹携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且媒介话语的变迁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处于一种同构的关系之中,两者紧密相连、互为表征.其中大众化的媒介话语在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生长以及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推进乃至主导的作用.而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民众的现代性启蒙和单一意识形态的消解,是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主流媒体的特征分析及中国环境下的主流媒体生存状况

探讨主流媒体的特征和内涵,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状况.由于"主流媒体"一词最初即来自报业,近来虽然也出现用来指代广电媒体的现象,但是考虑到广电媒体的历史远远短于平面媒体,且电视业的经营情况较为复杂,所以对主流媒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范围内.     

社会化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策略

在复杂社会网络框架中,能够改变其他人观念和决定的属性才是测量意见领袖身份的重要维度。基于社会化媒体内部的耦合关系,个体、信息间的联结关系,以及社会化媒体在信息传播结构方面的改变,一对一话语传播系统成为意见领袖产生影响的重要路径。在社会化媒体的话语传播中,意见领袖主要有三种话语策略组合类型,即由暗示和象征构成的暗示性话语组合,由肯定、重复和模仿构成的陈述性话语组合,以及由简化、强化和同化构成的夸张性话语组合。它们不仅维系着内部的联结关系,而且也是研究社会化媒体舆论爆发的逻辑起点。     

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对女性媒介传播策略的解读

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最普及的文化载体和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将女性媒介视为一个大的特殊文本,我们尝试着从意识形态叙事与修辞的角度,对其传播策略进行文化解读,以揭示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潜在意义。中国当前的女性媒介主要利用男权中心、消费主义、身体政治等三种叙事话语建构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     

主流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的和谐关系建构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舆论:一个是主流媒体营造的"主流媒体舆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公众舆论"。只有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作用,促进公众舆论的良性态势,让两种舆论最大化的重叠与互补,才能使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更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观念,并与人民群众的认识产生共鸣,进而构建两种舆论良好的和谐关系。     

流程优化：新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核心 竞争力的呈现与扩散

5G、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介入,对传媒生态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传播理念与模式发生巨变。在新的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要不断呈现和扩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转型优化传播流程。在传播主体上,体现从一元到多元的传播赋权;在传播内容上,聚焦从聚合到分发的精准服务;在传播渠道上,深化从“相加”到“相融”的跨界耦合;在传播对象上,适应从受众到用户的定位质变;在传播效果上,实现从接受到认知的“黑洞”烫平,为建构主流媒体主导的新传播景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