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邻避冲突作为一类特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基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三种人性假设,可以发现公众参与邻避冲突的动机。相应地,只有居民的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的人性诉求得到合理的回应,才能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而利益补偿机制、决策参与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及社区化解冲突机制将有效地回应公众的人性诉求,是治理邻避冲突的重要机制。     

邻避运动演化的涌现机理及其仿真：基于SD模型*

〗邻避运动是环境社会冲突的重要形式,蕴含着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邻避运动的演变诱因与演进路径的复杂性,使得邻避运动到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转化过程依然缺乏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基于涌现理论,构建邻避运动演化的复杂系统科学SD模型,揭示邻避运动的涌现机理及其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内在逻辑、演进路径。邻避运动的涌现生成是系统生成主体、内在生成机制、外在生成机制相互之间多层次叠加的复杂作用过程,并在突破自组织临界态后即可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事件的仿真表明,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要控制邻避运动的临界范围,强化信息披露,优化互联网生态。     

转型期我国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成因——基于对什邡群体性事件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公民因反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或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突出。从事件表面来看,邻避冲突是政府、潜在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深层来看,负外部性、风险感知偏差及风险分配不公是引燃邻避冲突的现实性诱因,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则是引发邻避冲突的助推器。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协同视域下当代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探讨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与副产品的环境邻避冲突也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国内典型环境邻避冲突事件进行梳理,总结出当前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实践中“一核多元”协同模式的应用情景,梳理出当前我国环境邻避冲突的演化趋势与治理现状,发现治理环节尚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从转变理念、提升能力、完善机制等三方面着手,对未来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进行优化。     

一部突出问题导向与富有新意的著作——《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研究》评介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兴建,环境邻避风险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阶段,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这一治理的现有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治理的效果。为此,必须进一步探索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新路向。方兴未艾的包容性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思路。目前有些学者对邻避冲突、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然而,城市环境邻避风险包容性治理的研究还显得薄弱,还远远不够。     

城市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基于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实证研究

伴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发展而产生的邻避冲突协商治理模式为走出当前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能。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治理的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确保信息公开、采用多样的协商方式、发挥社会精英的引导作用和体制内社会组织功能等是基本经验;公众知识背景、政府与公众的协商意识和能力以及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作用等存在问题;应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强化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完善协商制度、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邻避冲突协商治理。     

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环境正义的视角

作为一种环境社会事件,邻避冲突直接关涉的是环境权益处理的妥当与否。只有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出对邻避冲突发生原因的深刻认识;也只有做到对居民环境权益的公平对待,才能实现对邻避冲突的科学治理。公民环境权界定不清晰、环境利益分配不平衡以及环境要素使用不符合程序规范都可能引起邻避冲突的发生。而要想从根本上防范邻避冲突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原则贯彻到邻避冲突治理之中。首先,通过对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实现环境承认正义,做到环境使用的有法可依。其次,通过环境利益分配的均衡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最后,通过决策模式的科学化走向环境程序正义,减少环境权益纠纷的发生。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基于环境公民权视角

邻避冲突是围绕生活环境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社区实践和环境运动。这一冲突过程生成的环境权利维护与公民责任外推的道德困境、重利益诉求轻环保理念的转型难题以及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性问题,既构成“邻避冲突”权利困境的三个维度和邻避冲突双方三种差异化理念,也为治理“邻避冲突”提供了可能。而走出“邻避冲突”及其权利困境,需要在融合“邻避冲突”双方理念的基础上达成三种实践转向,即环境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利益诉求与环保理念同构、社会发展与生活环境共进。     

焦虑情绪、风险认知与邻避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垃圾填埋场为例

以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为个案,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填埋场周边民众的焦虑情绪、风险认知和邻避态度三者状况及其内在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3/4的居民属中度以上焦虑,近6成居民邻避态度强烈;焦虑情绪与邻避态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风险认知的4个因素——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补偿意愿中,补偿意愿与邻避态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三者均与邻避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透析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既有农村经济发展不足、不当和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经济根源,也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的政治根源,还有农民价值取向和农民环境意识淡薄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因而,在城市信贷体系中,常规的、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但是,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充当抵押物。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因此,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完善农民信用记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支持和规范农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对中国废除农业税后涉农法律制度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为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农民负担过重、干群矛盾激化等突出问题,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介绍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与效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与传统涉农法律存在相抵触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国外涉农法律的主要规定以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对重建农村税费改革涉农法律问题做了探讨,以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巩固改革成果。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及对策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现状,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4个方面,提出了整治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环境的对策: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环境保护及维权意识,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