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编辑腐败及治理

学术腐败问题中的编辑个体腐败不容忽视,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编辑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指出治理编辑腐败的对策。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     

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治理腐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实践规律和条件因素,既从整体布局上建构协同性腐败治理体系,又在常态化实践中催生持续性廉洁增量,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标。理解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政道逻辑,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治理腐败的逻辑。在攻坚克难之际,从学理上澄清质疑中国政府反腐败"彻底性"的若干错误思潮,有助于总体把握"全面治理"的战略布局和"从严治理"的战略要求,从整体上构建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德育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受主知主义的影响,品德发展主要变成道德知识的教学、德育概念泛化、德育与生活疏离、"条块"分割的德育实施方式,使道德教育变得无根、无趣、效果低下。"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德育理论发展滞后,使德育应对新情境无力、无措。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社会道德滑坡,使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挑战。突破德育困境,需要在遵循德育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德育理念与方式的创新,实现认知式德育、信仰式德育与生活德育的有机整合;需要做好传统道德资源的传承,夯实核心价值观教育,建立健全社会制度伦理体系及监督执行体系,净化社会环境。     

价值个体主义、怀疑主义与价值共识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随着事实和价值、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分离,人们对善的理解和把握成为了私人之事,外在的力量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价值个体主义使价值怀疑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外在的一切权威都需要经过个体理性法庭的批判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由此,“圣人”、“经典”、“宏大叙事”竞相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告别权威和崇高成为价值领域中的响亮口号.如何在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和外在权威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当代价值共识问题面临的突出困境.     

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目前6国7方在南海形成激烈角逐局面;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其中南海九段线成为现代史上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标志性证据;"九段线"是岛屿归属线,还是南海疆域线,我国政府对此未作出明确界定,而是提出"历史性权利"应对;中国与东盟争端国就争端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应从政治、外交、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采取综合性的策略来应对南海争端。     

网络不正当竞争:表现、特征及对策

论述了网络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网络中的延伸.但由于其具有隐蔽性等特点,致使它的危害更为突出,法律的适用也较为特殊.进而指出反网络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立法是基础,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是关键.     

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趋势及应对

中国与欧盟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使得中欧双方都把对方视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保持着良好势头。但在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问题,对此中欧双方都需要进行调整,在寻求化解双方矛盾中能够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分别从中国和欧盟两个角度的利益诉求着眼,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学价值评价的困境及出路

对科学的“善”与“恶”的评价,在一定层面上是对科学的物质价值问题的关注,并使人们对科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甚至引起了反科学的情绪。科学价值评价标准存在着诸多困境,一味地对科学到底负不负载价值以及负载怎样的价值的论争,无助于各种困境的解决。事实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自身,而是缘于我们人类自己。因此,解决问题和摆脱困境的唯一的出路,是寻回我们人类自己的善。     

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外贸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通过增加国民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等途径发挥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应对入世的挑战,出台一些积极的措施.     

教育腐败现象及其对策

教育腐败现象已成为当今人们又一关注热点，且严重影响了教育战线的声誉，为了更有效地 扼制教育腐败，对教育腐败现象进行深刻地剖析很有必要。教育腐败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 种，并列举了其十种主要表现，指出了教育腐败在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阻碍社会的发展 、腐蚀个体的心灵等方面的严重危害。最后提出了四点防治对策。     

父权遮蔽下的母亲生存景观和应对策略

在中国封建宗法家庭中,受父权话语遮蔽下的母亲虽然是被压迫的“第二性”,但在具体的生活中,母亲却拥有实际的权力,具有别样的生存景观。母亲拥有权力不是出自性别自觉,而是代替父亲行使权力。现代家庭小说中的母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具有了深刻的性别内涵,在新的语境下表现了更为意味深长的思考。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海外并购之路并不平坦,它的前景充满希望,但由于文化差异、经验欠缺等因素,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很多,所面临的困难因素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政策因素、社会舆论因素和工会因素等,并购的不同阶段也存有相应的困难,本文在对这些因素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