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院校公费师范生乡土情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公费师范生是乡村教师的重要来源,其乡土情怀直接影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乡土情怀是乡村教师对乡村地区、乡村教育、乡村学生发展的关注与关爱,体现为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本文从公费师范生、乡土情怀、师范院校公费师范生乡土情怀三方面描述了当前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困境等。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公费师范生乡土情怀较为薄弱,培育过程仍存在困难。如何激发公费师范生内生乡土情怀,如何从国家政策、学校培育、社会参与、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提升公费师范生乡土情怀,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村落文化精英”的重塑——基于鄂东黄村的田野观察

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中切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及其所拥有的文化形式"。本文以对鄂东黄梅县黄村的乡村教师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从乡村的微观生活场景中,从农人视野中关注村落教育、关注"传道授业解惑"的乡村教师,分析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希捕捉乡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培育塑造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国家、乡土与族群——清代伊犁维吾尔人的历史人类学解读（1760-1860）

清王朝统一西域后,从南疆部分地区迁移维吾尔人至伊犁屯田,史称“回屯”.而这些维吾尔人被其他民族称为“塔兰奇”.在“回屯”过程中,清王朝通过从“回屯”人员的选定、规划其生产生活空间、资助成员生产资料与生活补助等方式再造了伊犁维吾尔人“乡土社会”.继而又将国家权力下伸至此乡土社会之中,使伊犁维吾尔居民也感受到了“国家在场”的力量,遂也逐渐产生了身份认同意识,完成了“塔兰奇”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国家在场”的一系列行为对边疆乡土民众建构的结果,也是民众试图将“自身”与“国家”建立联系的具体表达.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轮岗教师乡土情感的缺失表征、根源及文化形塑

基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视域，轮岗教师的乡土情感具有深刻意蕴，具体体现于：轮岗教师是认同乡村生活方式的“局内人”、是推动乡村学校发展的“同行者”、是担负乡村社会责任的“新乡贤”。目前，在轮岗交流实践中，存在着部分轮岗教师对乡村学校发展持“事不关己”态度、对乡村生活方式难以或不愿认同、乡村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薄弱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轮岗教师的教学岗位变动较频繁，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吸引力不足，轮岗教师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不到位。对此，需要通过以下举措形塑轮岗教师的乡土情感：健全乡村学校组织文化，增强轮岗教师的“主人翁”意识；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提升轮岗教师的乡土认同感；明确乡村社会文化身份，引导轮岗教师的责任行为。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乡土情感的缺失与重塑

乡土情感是乡村教师在认识、了解乡村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稳定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丰富的教育意蕴,它既是提升乡村教育品质的精神支柱,也是强化师生爱土兴乡的价值导向和推动乡村社会革新的重要力量。受当今时代社会巨变的冲击与影响,乡村教师存在对乡村教育的疏离、对乡村生活的陌生以及对自身角色的迷茫等乡土情感缺失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情感作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根基,其重塑需要有效发挥各方合力,即完善各级政府保障机制,增强乡村教师乡土安全感;健全乡村社会关爱机制,强化乡村教师乡土归属感;加强教师情感修养机制,激发自身乡土责任感。?更多还原     

离乡与功利：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打破了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阻断了儿童与乡土文化的联系,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从整体上呈现"离乡之趋"。究其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主要是因为农村建设城市化、资源配置绩效化、农村社会发展功利化等。因此,在国家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应该深刻认识农村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要从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及留住乡土人才等方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法律的差序利用 ———以一个宗族村落的纠纷调解为例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从地方性的一面来看,需要关注的是本土文化如何影响法律的运作.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一个宗族村落中三个纠纷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存在对法律的差序利用,即随着纠纷当事人血缘关系的疏远,运用法律的强度逐渐增强.这种情形反映了传统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生命力.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寻求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多种价值的相互融通.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学界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归为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的视角;二是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视角;三是基层民主与农民维权的视角;四是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视角。四个视角涵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需要看到,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解释模式较为单一,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

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涉及村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相互碰撞的具体场景。侯家营文书中的大量例证表明，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国家权力控制了村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阶级斗争话语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已渗透到基层乡村，已然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但是同时，国家权威在乡村社会也不是没有边界，也常有政策愿望落空、陷入困境及遭遇反讽的时候。面对国家的强制性压力和渗透，乡村社会的传统、习惯一直用融合、再造、过滤等方式加以对应。     

城镇幼儿教师职业适应现状调查分析——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

幼儿教师职业适应是幼儿教师职业生涯中,个体在职业内外部环境中相互协调的状态,是幼儿教师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专业能力适应、人际关系的适应、职业认同、自我认同/发展需求、身体适应、成就感/胜任感等六个维度。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幼儿教师职业适应调查问卷》,对云南省红河州城镇幼儿教师职业适应现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幼儿教师职业适应水平与职业适应六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幼儿教师职业适应六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红河州城镇幼儿教师职业适应水平总体较高,人际关系适应水平高;职业认同、专业能力、自我认同/发展需求三个方面的适应水平较高;身体适应与成就感/胜任感两方面的适应水平相对偏低,其中身体适应水平最低。(4)幼儿教师职业适应水平在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职称越高,职业适应水平越高,但在各维度上差异性显著程度不同。(5)幼儿教师职业适应水平在教龄上存在显著差异,教龄越长,职业适应水平越高,但在各维度上差异性显著程度不同。     

农村政治精英角色转变及其背景

中国农村精英自本世纪以来,其相对与国家农民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连续性的变化,这一变化透视了国家在向基层社会渗透中面临的挑战和矛盾,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     

德育中的师生关系初探

德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教育关系 ,它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验证、典型的共生性与标识性关系等特征。在社会转型期 ,德育中师生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