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大藏”申论

吐蕃文书中的“大藏”,不属于吐蕃告身,同时,也就不可能是铁文字告身,当归于其他评价体系;根据敦煌藏文写卷的用语特点,“大藏”职位可能高于铁文字告身,而且一般仅授予吐蕃人,若授予外族人,则是显示给其较高荣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具有较高告身（玉、金告身）的官吏,其实际地位却不及“大藏”;P．4836《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所管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先锋部落上二将告身臧旃矣”的“臧”应按其本就有之的汉语意义“赞美,称许”来解读,也就是敦煌藏文写卷中的“予以褒美、褒扬、褒奖等”之意。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浅论中国古代文官的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形成于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确立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朝文武官员推荐官吏逐渐成为制度;秦汉以后先是实行征辟制度,后来实行“九品官人法”;隋唐开我国科举考试选官之先河,明清更是把科举考试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     

《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

小田义久教授对“唐开元四年制授李慈艺上护军告身”照片的发现及研究是个重大的学术贡献。依据唐告身式及吐鲁番出土的“武周延载元年制授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的格式,新发现的照片仍有阙文。本文经对史籍的查考,找出了开元四年二月间黄门省诸长官及尚书省诸长官的具官封臣名,并——作了补阙,使李慈艺告身恢复了它原来的完整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增俸养廉及其历史反思

封建官吏的俸禄制度,是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在酬给方式上进行的一项重大变革,这项制度确立之后,奴隶制度时代授民授疆土的世卿世禄制遂告废止。这使俸禄成为封建君主驾驭和控制封建官吏的一种主要手段,从而在君臣之间形成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封建雇佣和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且,由于封建官吏的俸禄不再由本人直接敛取于民,而由封建国家在全国范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选拔的标准

监察官吏的选拔制度古已有之。在封建监察制度建立初始的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是制定了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等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增设了一批如校事刺奸、丞相左丞等新的监察职官。唐代对以卑察尊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泛监察官吏分为高、中、低三类。对于高级监察官员,提高他们的官等。如御史大夫,其官等起初为从三品,提高到正三品。宋朝建立以后,在吏部之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为审宫院)“以分中书之权”,与此同时,废除了唐代宰相推任御史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任。明朝的官吏铨选机构大都是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管理,台官的任用则主要由都察院掌握。清承明制,制定了《钦定台规》,对严格选拔监察官吏有了很大发展。由此观之,历代监察官吏的领导体制虽     

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各种政治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备。反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良贱制便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唐代的“贱人”制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其中的官奴婢制度,尚少专文论列。唐代官奴婢制度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试从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唐代官奴婢的役使与管理,以及唐代官奴婢制度的变化等几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论董仲舒对封建制度文化的整合

董仲舒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拘，以天人合一为思维导向，从制度文化建设的理论高度，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他使辞育制度‘j官吏选拔制度相结合，为封建专制政体开辟了高质量的、稳定的官吏来源，并从苏度上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他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功能，使儒家忠孝一体的说教，上升到制度范畴的层面，并转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他采儒法之善，辉以阴llH五行学说，使儒表法里（或曰阳德阴法）的统治方略，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范式”。这些，为其实现思想方面的一医天下、道一风同的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作用

根据可考的材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于周代。它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官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失德失职，而导致国家政权败亡。周公曾告诫周成王要：“继今立政，其勿以检人，其推吉上，用励相我国家”；“其勿误于庶狱”；“庶狱庶慎”，“知之有毛心，灼见之有俊心，……立政，任人（行政官员）、准夫（司法官员）、牧（民政官员）作三事。”①周公的这几句话是讲于还政成王之时，其大意是：今后治理国家，不应用好险小人，而应用有德之土，来保佑我nl的国家。具体方法是，国主不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的国家事务，而应让国家官…     

论唐律对官吏罪责追究的制度

唐律中关于官吏罪责追究的严密而有鲜明特点的制度,是唐代吏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研究唐律中关于吏治的内容,对于深入了解整个封建吏治,乃至了解整个封建法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唐朝官吏在法律上处于既享有特权同时又受从严监督的双重地位。唐代统治者根据封建地主阶级传统的宽猛相济的法律思想,刑律对违法犯罪官吏处置的制度及原则都明显地表现有软硬兼施的两个方面。唐朝的官吏在法律上确实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以“八议”为主要内容的特权制度,不但保证官     

唐龙朔二年左右司郎中改名左右“成务”考——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且说欧阳修退休

灯下夜读,看到宋代欧阳修乞致仕的几篇报告,言衷意恳,令人感慨。 致仕或致事,即辞去官职还禄位于皇帝陛下的意思,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退休。这在我国,也足古已有之的,大致可以追溯到殷代。《尚书》中曾讲到“伊尹既复其辟,将告归”,可见当时已有辞官专老的事例。西周时“大夫七十而致仕”,规定了致仕的年龄条件。到了封建社会,随着国家机构的不断扩大,官吏致仕日益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项内容。唐宋以后,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致仕制度。不过,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唐代中叶以后,致仕虽著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的回避制度

中国历史自从进入封建社会,统治制度逐步完善,但是,封建官吏腐败现象的不断产生,又严重地危害着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府除了改进官吏的选拔制度,又逐渐地在任用官吏时实行回避制度,以期减轻腐败现象,澄清吏治,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的回避制度,萌芽于汉代,成熟于唐、宋,完善于清代,其间虽有继承关系,但从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来讲,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是从自己的统治经验中产生和完善的。 一、回避制度的萌芽时期——两汉时期 差不多二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建立了我     

略论封建社会惩贪倡廉的制度建设

:中国古代统治者惩治官吏腐败注重法制建设 ,一方面制订严刑酷法打击贪赃枉法官吏 ,另一方面依法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 ,诸如财政经济制度、官吏任免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 ,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客观性 ,限制了官吏的腐败行为 ,保证惩治腐败法律的贯彻执行 ,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廉政建设     

明代内官社会交往关系管窥——以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

内官本为服侍帝王而产生,活动范围限于宫墙之内,历代帝王严禁内、外官相互勾结。相对于前代,明代内官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与文官、士庶等社会群体的交往也更为密切。从内官墓志的撰写可以窥见明代内官与文官等若即若离的复杂社会关系。内官墓志因传主身份的特殊,其传主多集中于上层宦官,内容围绕该传主的生平履历展开,较其他文献记载全面具体。有关撰者与传主的关系,墓志中较为隐晦,很难断定二者关系究竟如何。明代内官墓志的流传亦较为有限,多集中在文集与传记资料汇编中,然数量很少,今人所见多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墓志。明代内官墓志的特点与内官本身关系密切。     

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或称“九品官人法”,是封建社会中一种腐朽的选人、任官制度。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同“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必须批判腐朽的“九品中正”制度,肃清它在一千多年来没有彻底肃清的余毒。     

关于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的照片

1912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掘得了唐开元四年制授高昌县人李慈艺为上护军的“告身”原件,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域文物。但它的内容,除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曾摘录其部分文字外,学术界长期未见其真面目,而且原件至今已不知去向。所幸当时爱好者德富苏峰氏收藏有该“告身”的照片四帧。日本知名吐鲁番学专家小田义久教授前往调查,公布了此“告身”的全部照片及其来历,使得学术界得见“告身”原貌。此“告身”对研究唐开元初西域形势、朝廷对策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同时也为研究唐朝廷“告身”原件,展示出了一个珍贵标本。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从休假制度看汉代官吏的家庭关系

两汉时期,官吏有五日一休沐的休假制度,也有一定的请假制度。汉代官吏利用休假时间处理许多家庭事件,诸如侍奉父母、陪伴妻子、教育子女等,休假时期的家庭生活有助于汉代官吏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和谐。汉代官吏休假生活主要集中在官吏与父母的关系和官吏与妻子的关系中,在父母关系中主要是对父母尽孝,在妻、子的关系中主要是与妻子的和谐和对子女的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