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渊冲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的再现——以许渊冲先生所译《游东田》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转换的交流活动,而且是两种语言背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表现形式.本文以许渊冲先生所译南朝诗人谢胱的名诗<游东田>为例,通过"以创补失"和"三美"论,解读许渊冲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在译诗中的再现,从而论证诗歌翻译不是复制原诗,采用"拆散、重组"文化基因的移植方法可以实现以诗译诗,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戴着脚镣的舞蹈——谈诗歌翻译不可能的可能

诗,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故诗歌比起其它文体来说,翻译难度要大。就诗歌翻译来说,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存。但诗歌翻译却是"不可能的可能"。从汉诗和英诗的各自特点出发,并分析了阻碍互译的潜在因素,希冀借助文化、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对英汉诗互译作尝试性的认识。     

得与失：Bassnett诗歌翻译移植观的再思考

当谈到诗歌翻译的时候,我们更多论及的是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而很少关注诗歌翻译的得与失。可译与不可译不是绝对的,得与失也是相对的。Bassnett在其文章中指出诗歌翻译不是失,而更多的是得。诗歌翻译无疑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肯定会得到一些。得与失的评价者应该是目标语读者。得与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Frost,Bassnett和Brodsky在阐述得与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what＂所指的原因。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诗情只待成追忆,喻情达意也枉然——论诗词翻译中隐喻的消解

随着中国的诗歌越来越多被译介到西方世界,诗词的翻译标准也成为了翻译界争论的主题,诗歌的翻译的标准是"忠实原文"还是"再创造",是以作者为中心地翻译,还是以译者为本体的传达,诗词的可译性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诗的"表现"与"再现"的角度入手,分析诗歌中隐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消解,进而说明诗歌情境的不可译性。     

译诗与诗艺

诗歌翻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译例,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诗歌翻译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说明,译诗要“文质相称”,翻译时要做必要熔裁而又要忠实于原作。要想提高译诗水平,译者就需不断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     

诗歌的翻译就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吗?

诗歌的翻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诗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离不开传统,作为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的陌生化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及文学传统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建构形式"往往会失去原来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性.所以,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而且也是形式的移植,但绝不是拘泥于原文形式.     

细读译诗《雪夜林边驻脚》——与辜正坤先生商榷

对已成定评的名家名译重新观照和评论,是新世纪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文章以辜正坤译诗《雪夜林边驻脚》为例举证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译诗指出辜正坤先生译文可商榷之处,以期为诗歌翻译比较提供些许参考.     

诗歌翻译之音乐性

音乐性是诗歌的自然属性。为再现原诗的音乐性,许多译家作出了尝试。但由于音、意很难兼顾,诗歌翻译之音乐性一般为第二选择,甚至索性抛开,因而译诗的音乐感往往不强。本文以为忽略诗歌音乐性的翻译是对诗歌本质的不忠实,诗歌翻译应向音乐性作出必要的倾斜,赋予诗歌翻译更大的灵活性以再现诗歌的音乐性。     

试论《江雪》中模糊的翻译

中国古诗词常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得古典诗歌意蕴丰富,耐人寻味的同时,也加大了英译的难度,本文以<江雪>的三首译诗为例,分析了诗歌中模糊的翻译,并指出成功的译诗是能够在译文中再现原诗的模糊美,为此可以灵活的采用多种翻译策略.     

从翻译他者到建构自我——刘半农对译诗主题的借鉴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他翻译了许多外国的诗歌,也创作过许多优美的新诗。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他借鉴外国诗歌中的积极因素建构自己的新诗。可以说他的新诗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他的译诗有一定的联系。借鉴译诗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翻译界对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至今仍鲜有论及。本文探讨刘半年如何利用他译诗的主题建构自己的诗歌主题,以期唤起译界对刘半农诗歌翻译的关注。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译诗的原则

我因为喜欢读诗,所以喜欢写诗,也喜欢译诗。读了不少译界前辈的译诗理论,确实受益匪浅。然也终有疑惑。因翻译界前辈各自成一家之说,诗当如何如何译,诗当又如何如何译,众说纷纭。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想,诗歌翻译有一条大家都可遵循的原则吗?本来,作诗者情之所至,信手写来,如行云流水,无迹可寻。因此,作诗法之类的东西想来是不应有的。但作为诗歌翻译,却是一门科学,应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想,译诗原则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有的。     

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诗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美的心理产物 ,同时又蕴藏着丰富的深层文化信息 ,是研究人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素材。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次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 ,诗又是可译性最小的文学形式。译诗难 ,这已是译诗者的共识。本文从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学等角度探讨英汉诗歌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 ,并根据一些中外诗歌译者的理论与实践 ,归纳并总结出若干有关文化因素转化和变通的方法。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解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否定的角度,针对文本是否存在＂终极意义＂,借鉴当代文化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和解释学的一些理论,结合翻译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结果,探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提出了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使得同一原作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从而给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看待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新的视角。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