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明诗批评的内在问题

王夫之的明诗批评在犀利之余,尚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内在问题.它们暴露出王夫之批评价值尺度的偏狭、逻辑论证的随意、诠释视野的单调,限制了他对明诗高下的准确评判、对明诗特殊困境的合理把握.从这些情况来看,王夫之仍处于明代诗学余波中,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清代诗学开启者.     

《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

《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关于诗歌创作的专论,它比较具体地评论了从先秦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在《明诗》篇,刘勰论诗,首先提出“诗言志”的问题。他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有的同志据此而得出结论说,刘勰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和缘情一派成了对立面。清汪师韩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在《诗学纂闻》中说:“刘彦和明诗亦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     

毛泽东论人权

人权是人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权利,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的个人同国家的关系。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的人权观。毛泽东的人权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的人权理论,有助于驳斥被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颠倒了的人权是非观念,进而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风骚独著──谈毛泽东的诗

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他的政治杰作,即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传奇般史诗的物化;而他的诗,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怪不得有人说,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如若要细细的考察,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也许,他在诗词上如果不比在政治上更得心应手的话,至少在技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著的毛泽东。毛泽东离不开诗。只要一踏入诗的领域,就像鱼儿来到水中,毛泽东便又临驾于自己另一声美妙奇幻的天地。…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论五代诗

论五代诗许总＿五代历史，基本上是唐末混乱政治的延续，五代文学，历来也被置于唐末一概而论．然而实际上，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坛构成毕竟与唐末已有很大改变．就诗歌而言，五代当是中国诗史最为衰微的时期，但随着文人生活、社会思潮乃至文学观念的演化，五代诗坛结...     

论唐太宗诗

<正> 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主要是作为一个勇猛的英雄和政治家而为人所熟知。他虽以战绩显赫而闻名,但也不乏文人气质。当他还是秦王时,就为自己组织了智囊团,设置在文学馆中,其中的十八学士在他继位之后仍保持很高的职位,这些人包括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和作家。太宗本人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写了至少五篇赋和大量的诗歌。可是,有迹象表明,他对文学价值的理解有意识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在《贞观政要》中载有太宗对赋的评论: 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     

论骆宾王诗

论骆宾王诗王增斌初唐四杰的排列次序，依照传统习惯，为“王、杨、卢、骆”。但实际上无论年齿，还是诗歌成就，骆宾王都应该居于四杰之首。他的诗歌，举凡抒情言志、叙事写实、边塞征戍、咏物写景、记游览古、叙别述离、赠寄送答等都有所表现。在艺术上也颇有创造性。本...     

论风土诗

本文认为风土诗并非仅只竹枝词一体，其实还有柳枝词、橘枝词、枣枝词、荔枝词以及棹歌、百咏、八景诗等，许多杂诗、杂事诗中也含有风土诗。文章述及风土诗各体的渊源与发展，并揭示了各自的特点与区别。     

论联句诗

联句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唱和诗有区别.联句诗始于柏梁,盛于中唐,宋元以后虽有继作,但成就均未超过韩孟.联句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一)逞才使气,调侃戏谑;(二)对偶精切,辞意均敌;(三)风格近似,意境浑融.联句诗对后世其他文体如戏剧、小说创作均有影响,元杂剧的定场诗或下场诗即与联句诗的形式有一定关联.     

明修辞方式,训谢诗难词

宋人洪迈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容斋续笔》卷十)诚哉斯言也!南朝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诗作也在难解之列。难解的原因在于:(1)运用典事过多,且较生僻,寓意曲折隐晦;(2)其人有不羁之才,作诗属文爱标新立异,用词少规往则,生造了     

晚明小品论略

晚明小品论略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明代文坛或标举唐宋，或追踪秦汉，六经子史、韩柳欧苏，轮番上阵领风骚。可真正使明代文章独具面目的，不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而是天才纵横的东坡居士。尽管袁中道曳说“苏长公之才，实胜韩柳，而不及韩柳者，发泄太尽故...     

论晚明隐士陈继儒

陈继儒壮岁即隐,终生不仕,却与尘俗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非如古代伏处岩穴的逸士,体现了晚明文士趋俗的思想作风。继儒交游杂,思想杂,读书杂,文章也杂,是名副其实的杂家,谓之大家也无不可。     

论晚明的士大夫

<正> 晚明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当时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深受儒、道互补意识影响的中国士大夫,时常徬徨于隐与仕两者的十字路口,隐居成了一部分失意士大夫逃避人生的共由之路。晚明文化的剧变,市民文化的萌芽,给晚明士大夫带来了很大影响,使他们的息隐意识与前代迥然相异,隐居生活独具一格。     

明散曲兴盛年代论

自晚明以来,人们一直将明中叶成化、弘治两朝或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作为明散曲的兴盛期,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甚至隆庆四五朝整整百年作为明散曲兴盛的阶段,而且多以为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后。事实上,明散曲兴盛的黄金时代应在正德、嘉靖两朝,此前的成化、弘治不过是明中叶散曲初步复兴的时期,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应是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前,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后。     

论明词中衰

明代继元而起，历275年，清又代明，亦维系268年，两个王朝维系年数相差无几，”但就词的发展来说，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衰一振。明代是低谷期，清代则是所谓中兴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亦谓：“金元工于小令而词亡，论词于明代并不逮金元，追言两宋哉。”在吴看来，词之中衰金元已始，至明更甚罢了。总之，明代词之不振，已成定论。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中衰，主要指明代没有产生有成就有影响的词人、词派和上好的词作，而仅就明代词人和词作的数量上说，要远胜于金元两代。仅《…     

论毛泽东的历史观

<正>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可视为毛泽东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在此之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思想体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区别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宇宙观上的不同,认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1949年8～9月,为了揭露和批判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历史观点,毛泽东写下了多篇评论文章,其中专门有一篇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中     

浅析毛泽东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努力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素质,历来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中心环节.     

论毛泽东的政绩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视阈探索了政绩的核心内容、考核的依据、构建政绩的要求和应避免的误区,形成了中国化的政绩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政绩观,对于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