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

随着皇权的恢复与振兴,南朝渐趋加强了秀才、孝廉的察举,这是时势所趋;但相比而言,两者并非平行发展,察举秀才更受时人的青睐。稽之史籍加以考证,可以看出:(一)人才更多的是以自身的文学才华而被举荐;(二)对于策文的评价,东晋南朝不再沿袭两汉以来直言极谏、补察时政的传统,而是极其重视其中的文采、藻饰。这也即姚察、李谔说的以"文史取人"、"利禄之路"的真实内涵。这种举荐、衡文的标准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热衷文学的风尚;但因种种原因,它并没有带来文学的真正繁兴,反而让南朝文学走上了一条在故实、辞藻等技巧上互竞高下的道路。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

会稽山阴孔氏是江东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六朝时期 ,在学术文化领域 ,孔氏经、律兼修 ,尤重儒学 ,保持了汉代旧族的传统学风 ,表现出了较为保守的特点。但在侨人玄学风尚占有优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 ,孔氏学风也发生了变化。其人物之言行显示出玄化的特征。南朝以降 ,孔氏子弟渐重文学艺术 ,涌现出不少才俊之士。在宗教信仰方面 ,孔氏为天师道世家 ,面对佛教的流行 ,孔氏在“会同佛道”的名义下 ,坚守家族传统 ,成为江东地区旧族传统风尚的代表。     

从婚姻论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

两晋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婚”与“宦”是此一时代土族门阀的两大支柱，也是衡量门族高卑的尺度。所谓“婚”，是看你联姻的是庶族还是土族，所谓“宦”，是看你担任的是清职还是浊官。周一良先生指出：“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①唐长孺先生也说：“当时门第高卑，婚姻是一项重要标准。”②因此，认识统治魏晋南北朝达三百年之久的门阀制度如何从盛到衰，研究婚姻倒不失为一个从社会史领域考察的重要途径。一、身份内婚制与土族的衰落在封建社会里，“几乎…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东晋南朝的门生义故

东晋南朝时,出现了“门生义故”这种依附人户,有时只称门生、门徒、门附、义附或门义等,大概是名异而实同。《南齐书·刘怀珍传》说:“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宋)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文中先言“门附”,继称“门生”,后又说“私附”,所指实系同一身份者,门生即为私附。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政治行为探析

本文以东晋南朝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子侄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结合<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出土文献资料,统计这一历史时期谢氏家族各代成员的官职品住,分析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升降;其次分类解析各代谢氏子弟的政治行为,阐释其与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升降互为因果的关系;最后阐释谢氏子弟种种政治行为源于社会形势、家族文化传统及个体性格的影响.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东晋南朝时期,货币经济虽然走出了它的低谷时期,得以舒展,但仍呈现为一条时有起伏、曲折向上的轨迹。这主要因为它除了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直接受到时代特征的制约,致使东晋南朝的货币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前代秦汉,又不同于后代隋唐的特殊面貌。东晋南朝五个朝代,除了具备中国封建社会所应有的一般特征外,更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东晋南朝虽处于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但从其相互衍接的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未因分裂而中止,相反却得以继承和发展。其二,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和小土地占有长期共存,并与五个朝代相始终。这是它与前代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意在从这两个时代特征出发,对东晋南朝货币经济特点作一分析,从而寻找其中历史的必然。     

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

西晋末年,玄风南迁,清谈在江南发生的诸多嬗变,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文学的演进。清谈的美文化推动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由清谈到文谈的蜕变,促进了文学批评范畴和范式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兴盛;清谈的世俗化,对语体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     

论东晋侨、土世族文化交流与音乐文化构建

东晋的宫廷音乐文化很不健全,宫廷娱乐音乐也不丰富,这与东晋朝廷在音乐文化构建中不积极吸收江南吴歌有很大关系.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士族优越的文化观念,二是南北语言的差异与隔阂影响了朝廷对江南吴歌的吸纳.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东晋南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

东晋南朝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盛极而衰．而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他们在宗教哲学、审美理论、文学创作、艺术活动等领域却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因此,探寻江南士族的心态嬗变,对分析江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的历史根源无疑具有探本溯源之意义。本文指称的江南士族包括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的吴姓士族。他们在文化趣味和精神风貌上均有相似之处,但各自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却不尽相同,对此需作分别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关于东晋时期的中观般若美学

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理论在中国达到高峰。中观般若在印度佛学里,代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其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美学思想经鸠摩罗什、僧睿、僧肇等绍介、阐释,系统传入中国,并内在地实现了由佛学、哲学意蕴向美学意蕴的转化,在理论的内涵及构成上也完成了中国化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     

东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宗子世系辨析

宗子世系是孔子家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晋以前孔氏宗子在鲁郡。晋室南渡,孔氏宗子随之避地江左,世袭封爵以奉祀孔子。宋齐梁陈亦皆有封授孔子后裔爵位的举措。北朝自北魏历北齐至北周,也封授留在鲁郡的孔子苗裔爵位,赐给封邑。于是中国南北分裂造成了孔氏的南、北二宗。现存典籍中却有三个孔子宗子世系,分别是东晋南北朝正史记载的南宗世系、北宗世系和孔氏家谱记载的北宗世系。正史中世系残缺不全,宗子名字、血脉多不明。家谱中世系则一脉相传,不绝若线,完整无缺。两者有差异,有抵牾。前者源出宫廷档案,亦符合南北朝历史背景;而后者源出北宋中期孔氏族谱,对晋南北朝正史中宗子多视而不见,且有作伪嫌疑,当是"层层累积的宗子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