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相对论问题

一、现在的“现在”:一个世界,许多世界?地球,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不知从何时起,被广泛地冠之以“世界”的称呼。西方的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与中国的“天下大同”一样,大抵都反映了人类追求一统的愿望。这种一个世界的愿望即使多么古远而牢固,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地理上的各种界定或许还只是为了地理学的识别,由陆地和水域分割或联结的一个地球一旦加上政治的界定就立即分崩离析了。17世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民族国家的实体以自保的主权为基点,主权不可(被)侵犯,但有权(对外)侵犯。非西方国家皆被划为野蛮世界,侵略被理解为对非文明…     

总体分析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一、总体分析的三个层次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总体”或“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但事实上它所研究的内容都是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分析也由此被称为总量经济分析。但是,总量是否就是总体或控个国民经济活动?或者说,“总量=总体=宏观”这一等式能否成立?这绝不是概念之争,而是牵涉到宏观经济学体系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宏观”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而总体或总量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精确。总体是指若干个体所构成的事物整体。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当然是由众多经济单位组合而成的     

关于少数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少数民族权利理论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一词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少数民族”概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各有不同的界定,每一个国家根据其自身所要调整的民族关系,来定义其特定的少数民族概念,并进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在中国,少数民族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民族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宪法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试论当代经济与科技发展

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经济建设中,应注意科学界定“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开发新技术以解决能源问题。在当前,尤其要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指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基本形态就是注重人际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被称作“礼”。“礼”是政治等级(君臣上下贵贱)和生理等级(亲疏长幼男女)的集合体。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法典化制度化,使法律制度的每一个关节都散发着公开     

"以自首论"司法解释的瑕疵及改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法》关于“以自首论”规定的不足,但它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没有对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把“正在服刑的罪犯”界定为“已宣判的罪犯”、“其他罪行”限定为非同种罪行不太科学等。“以自首论”应界定为:“被依法关押的人员,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对于其中“司法机关”的外延、“尚未掌握”的标准应作出准确的界定。     

生生遗续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纲要

当今的遗产事业已然成为世界的大事件、大事务。我国在各类、各种名目、名录的“申遗”实践中,成绩斐然,世界瞩目。然而,我国的遗产事业迄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有遗产,无体系”。所谓“有遗产”,指各种类型、名录数量都无愧于“遗产大国”的称号;所谓“无体系”,指我们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遗产体系。我们相信,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义理。笔者尝试以“生生遗续”概括,它既可为体,亦可为用。     

公民权的疆界

文章将citizenship译为“公民权”,着重讨论其疆界问题。公民权是相互性的主体间性概念。它涉及到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公民权在本质上是排斥性概念,只不过这种排斥有着一种包容性概念的团结幻象。这种包容幻象通过权利义务配置和身份认同的构建,将原本被排斥的人群包容进社会体系之中,加强了社会团结。这是公民权的进步史,也是其辩证法。     

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 ,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 ,这与 2 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 ,表现在法律上 ,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 ,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 ,这种新的责任模式 ,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     

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

科索沃战争后的困惑 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干涉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该如何确定它在当今世界的利益?苏联解体后,美国关注国外事务有多大限度?在信息时代可以用常规的方式来界定利益吗?“国家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既用于描述对外政策,又用来确定对外政策。因此,关于国家利益,争议颇多。一些学者甚至对当今“国家”利益观念本身日渐式微感到遗憾。亨廷顿最近也撰文指出:“美国人对国家特性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无法界定他们的国家利益,结果,次于国家的商业利益、跨国家和非国家的种族利益主导了对外政策。”     

作为观察者的“我”

科索沃战争后的困惑 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干涉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该如何确定它在当今世界的利益?苏联解体后,美国关注国外事务有多大限度?在信息时代可以用常规的方式来界定利益吗?“国家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既用于描述对外政策,又用来确定对外政策。因此,关于国家利益,争议颇多。一些学者甚至对当今“国家”利益观念本身日渐式微感到遗憾。亨廷顿最近也撰文指出:“美国人对国家特性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无法界定他们的国家利益,结果,次于国家的商业利益、跨国家和非国家的种族利益主导了对外政策。”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意义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1996年的报告中 ,对国家创新体系做了如下定义 :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 ,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其中 ,“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一般被认为主要指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广义上讲 ,还包括政府部门 ,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宏观的、综合层面的体系 ,它是一个网络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由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组成。它的基本功能就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     

中国社会法制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评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

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中国大陆地区现行法律体系中,社会法是七大法律部门之一,并被界定为“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虽     

走出观念的误区——编辑为人作嫁新探

编辑为人作嫁,本身无可非议。一方面,这是由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作嫁正是为人民服务在编辑行业中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各行各业,也都有一个“为人作嫁”的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人作嫁”,只不过用为人作嫁来形容编辑行业的敬业精神更来得贴切和自然罢了。另一方面,这也是编辑     

民族国家剖析

我们的世界由一百多个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单元所构成。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一块土地都被一个民族国家自称为它所拥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个人不再能脱离民族国家体系而生活——除非他移居到终年冰封的两极地区或者其他星球。民族国家这一普遍的政治概念包含着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是,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属性。第一     

现代工业社会的家庭功能

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已失去它的许多功能。诸如商店、政党、学校和社会福利组织这样一些机构现在分别承担了过去由家庭履行的一些功能。帕森斯论证说,“从‘宏观上’说”,家庭已经变得“几乎完全没有功能了。家庭本身,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再承担经济生产活动;它不再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单位;它不再是较大社会整合中的主要直接机     

对万物之内在价值的一个哲学辩护

按照一般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价值要么就是其商业价值,要么就是其使用价值.换言之,脱离人类价值主体的“价值赋予活动”,客观事物自身是没有其内在价值的.而我们则试图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出挑战.我们试图论证,对于任何事物而言,在它所具有的所有价值属性中,至少有一些属性是不依赖于人类的“价值赋予”活动而存在的,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从这个元伦理学立场出发,我们还将引申出一个规范伦理学的结论,即对于事物内在价值的尊重,应当成为我们和事物打交道时一个不可被还原的“可被否决的理由”.     

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主课堂

最近几年,继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继续教育”做了全新的界定：“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试论“等效翻译”及其局限性

“等效”是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它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却对翻译理论研究和文学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 ,“等效”理论在读者群界定问题上颇有争议 ,理论框架结构还有一些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因此 ,在目前情况下 ,追求读者反应的大致相同可能对指导翻译活动更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