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实现

司法道德作为适用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司法道德表现为追求司法公正、远离司法腐败和忠于法律、唯法是从两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司法道德既需要司法工作者个人良好职业操守和外在机制作为保障．也需要学界和司法部门以具有共识性的价值体系对司法活动的引领,还需要司法工作者将司法智慧作为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司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律师到人民陪审员

公民参与在中国不仅获得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正当化,而且进入了具体的公共生活实践。公民不仅在立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中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而且在司法过程也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过程向公民有限开放的特殊制度,显示了司法民主化的倾向。普通大众担任人民陪审员,将会产生法律专业知识缺乏、司法经验不足、培训成本较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够、参与效果不佳等问题。如果让更多的律师充当专家陪审员,基本可以解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时代人民司法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司法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意味着人民司法新需求呈现出诸多时代特点，而且对构建有效满足人民司法新需求的新型司法制度提出了历史性要求。因此，必须从新时代中国基本司法国情条件出发，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把坚持和实现司法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评价尺度，努力实现新时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战略愿景。     

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时代意蕴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民事审判的实践和立法中历经起伏。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应主要从当下的时代意蕴去思考。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正当性的需求,而司法需求又有阶段性、适域性、异存性的特点。把握司法需求要考虑其所处法治时代的特征：熟人社会时代向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并存时代的演进;法律创制主导时代向法律创制、法律改进、司法并重时代的演进。司法改革要从司法本身和司法之外时待司法正当性。     

数字正义的时代挑战与司法保障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     

修法: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品质的提升需要明确修法主体,找准修法对象,强化修法论证,加快修法速度,善用修法技术,协调修法步伐。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司法话语权的机理解析

所谓司法话语权，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所拥有对法院司法审判过程的言说行为权，也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对法院审理、判决案件的司法过程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主张与要求的话语资格。本文对“司法”界定采审判说，对“司法机关”界定采法院说，对“司法权”的界定采审判权说。司法话语权主体可以分为：本源性主体、一般行使性主体和特殊行使性主体。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突破口与配套措施新探

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惩罚犯罪是司法最基本的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对于实现司法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其突破口在法律、体制和机制保障上。应当从任务分配随机化、办案过程公开化、监督环节配套化、裁判文书精致化、法官队伍现代化和裁判执行有效化等方面加以整体配套,形成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整体合力。     

我国司法不公的根源及现状分析

司法公正在现当代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社会效应，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作用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平息各类社会矛盾的一种关键因素。作为司法活动存在的前提，既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过程要坚持正当平等原则，也要求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此，本文针对我国司法不公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其根源，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     

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刍议

行政裁决制度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解纷机制,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但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日渐萎缩的趋势。作为其制度设计之一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更是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深入剖析行政裁决司法审查遭遇的困境,找出制约其发展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之道,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裁决制度。     

实用主义司法方法论:主张、成就及不足

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司法方法论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主张司法过程的能动性、肯定法官的造法者角色并承认法律之外因素尤其是政治力量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源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实用主义司法方法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对于司法理念、司法方法论尚未确立的我国而言,必须审慎看待实用主义司法方法论,既要承认其洞见,亦应看到其局限。     

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试论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它至少包括三个必备的结构性要素:司法自制力、司法判断力和司法排除力。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公信力的载体,是在实践中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它应当全面记录裁判过程,展示程序公正,以增强公众对司法自制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论证说理,展示裁判理性,以增强公众对司法判断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以增强公众对司法排除力的信任和信赖。     

美国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司法功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实体性正当程序包括经济上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和非经济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它促进了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传播并呈现出两方面的司法功能：一是作为实质的司法审查标准,提供了能动主义的违宪审查工具;二是作为基本的人权重构标准,为发现宪法未列举的权利提供了能动主义的司法解释空间。实体性正当程序呈现的司法功能对中国宪政体制发展和司法程序变革具有启示性意义。     

司法过程中对抗性机制的意义及其完善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性机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及伦理关怀,前者表现为通过程序性论辩实现正义,和容纳歧见以容纳提升经济发展资源,后者则体现为一种多元善并存不悖的价值体系。虽然法学界力主提升司法的对抗性,但该愿望依然难以实现。司法很大程度上依然被当成一种表达政治权力的渠道。这导致政治权力侵蚀了司法系统,弱化了司法的对抗性机制,该过程中对司法裁判结论的干预导致了对抗性机制的功能难以实现。当今,其改善之道在于增强司法的专业化水平和司法系统的自治程度及完善律师权利保护。     

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

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在 司法领域推行“司法党化”。然而,由于缺乏党内外的监督制约,国民党的党治由一党独裁转化为蒋介石个人 独裁。为巩固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蒋系特务组织———中统粉墨登场,并积极地向司法界渗透,竭 力控制司法机关,致使国民党“司法党化”逐渐沦为“特务司法”。反省院作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产物,其设 立及嬗变充分展现了“司法党化”异化的过程。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 ———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     

论能动司法的本土资源

司法能动主义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它要求法官超越传统的被动、中立的角色设定,积极主动运用司法权力回应社会现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特色的司法能动主义（即能动司法）的兴起,既和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相伴而生,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充分发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有助于实现司法工作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目的。     

建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思考

我国司法会计学是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过程中产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涉及到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大幅度增长,急需司法会计学理论作指导。但我国司法会计学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与司法实践的需求相差甚远,迫切需要建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