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商法制度与信用

商法制度以商事交易行为为调整对象,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必须与信用紧密相连。商法制度是信用的基础,商法为商主体建立对他人的稳定预期和外在事实的信赖提供了制度基础;信用是商法制度的核心,在商组织法和商行为法中体现了信用的核心地位。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特征及文化解析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的行为表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错的特征。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中立性获得一定的制度保障 ;刑事诉讼制度为刑事审判权主体提供了一定的与其他诉讼主体进行“交涉”的空间 ;公开性也成为刑事审判权主体的基本行为特征 ;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已具有基本的规范性。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自主性欠缺 ,仍存在审判行为行政化倾向 ;隐形程序的暗箱操作使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形式上的交涉性和公开性受到损害 ,导致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规范性降低。当代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传统性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如下方面的影响 :程序观念淡薄 ;权利观念的缺失 ;伦理法对程序的腐蚀 ;集权主义传统。     

构建行政行为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据职权而作出的,是国家行政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行政行为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往往存在着瑕疵、缺陷,不利于更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应构建行政行为召回制度.     

试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无权处分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和复杂的制度,说其复杂原因在于无权处分行为包括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是因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由于无权处分行为包括了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所以无权处分涉及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此种行为是否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否构成对权利人所有权的侵害等问题。同时,由于无权处分行为也包括了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因此,该行为又涉及对善意的相对人如何保护,如何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如何在保护…     

论悬赏广告之债履行的特殊性

悬赏广告的特点，决定了悬赏广告之债履行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叠之债中，若后出现的悬赏广告之债被发生于其前的另一个债所否定，那么悬赏人就可以不要履行其支付义务。悬赏广告这种民事法律行为的单方面性的特点，决定了广告作出时相对人的不确定，如果出现的相对人与悬赏人就悬赏标的物已有另一债的关系的存在，那就产生了重叠之债的情况，在法律未确定效力高低的情况下，新债（悬赏广告之债）应当为先前的旧债所否定，悬赏广告之债虽然发生，但悬赏人可以不履行支付义务。如，甲丢巨款，其邻居乙拾得…     

论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有关法律、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等要求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但是,在实践中,公司法人机关成员超越职权,擅自代表公司对外从事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地损害了公司、公司股东及相对人的利益。对公司法人机关成员超越职权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应如何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本文就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如何建立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制度做一探讨,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保护公司、公司股东和公司相对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程序性与制度化

从性质上说,相对人抵抗权本质上属于程序性权利,它在发起前提上具有法定性,行使手段上具有消极性,作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行使目的上具有阻滞性,效果功能上具有辅助性.作为一种消极的行政参与,相对人抵抗权主要表现为要求说明理由、拒绝、劝阻以及申诉、控告等形式.在相对人抵抗权制度设计上,需要建立和完善行使原则制度、无效行政行为确认制度和抵抗后果制度.     

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是行政法学上最缺乏研究的问题之一,法律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在相对人面对巨大的行政主体时,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行政法要实现的目标也无法达到。基于行政法目的的要求、真正确立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程序双方性和可接受性的要求以及民主行政与合法行政的要求,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必然是行政法行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法学理论来看,通过对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脉络的考察,我们发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忽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到重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过程。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对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重视,新的行政法学方法论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确立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理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悬赏执行制度的“兴”与“行”

悬赏执行具有单方允诺的性质,是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结合保障权利人民事权利的一种新兴执行措施,此为“兴”.在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阶段融入悬赏执行制度是可行的,此为“行”.我国悬赏执行的启动程序应从启动主体、启动范围、悬赏金确定主体、承担主体及数额确定标准上予以统一规制,通过对悬赏执行运行过程中悬赏执行公告的发布、线索有效性的核定、举报人信息保密制度的规制,使悬赏执行得以在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建立并取得成效.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探究

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是刑罚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弄清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刑事责任的理性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认识行为人何故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高空抛物"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将高空抛物行为新增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类型,司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在于判断高空抛物行为是否具备“危险方法”和“危害公共安全”两大核心构成要件该当性。通过类型化分析高空抛物行为,发现既有法律手段足以规制该行为,刑事立法应保持谦抑性,无需新增条款加以规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符合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一定要明确在我国适用的条件、对象、模式和程序这几个关键因素。     

法的对话理性：论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

刑事协商,是一种以对话、合作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法,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均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关于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