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

明清商人经商或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为满足,不逐厚利;或以义为追求的最高目标,通过商业活动建立完善的传统道德人格的经济基础;或害怕冲突,隐忍退让,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这些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获利本性及正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相冲突的。其产生的外在因素在于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在因素在于其不逐厚利,以实现对义的最大追求。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是明清商帮衰落及未能整体转化为近代商人的原因之一。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的四大特征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可以归纳为"诚、规、义、争"4个字。"诚"就是诚实经商,是商业文化的核心;"规"就是规则约束,是商业文化的基石;"义"就是讲义气,商人本质是逐利,但也要以义制利,以义求利,为经商活动提供了准则;"争"就是竞争,该争则争,不该争不争,特别要反对不正当竞争,这种商业文化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学伦理观与明清江右商帮的商业伦理思想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曾经与徽商、晋商等一起活跃于大江南北,并以人数众、区域广、善经营、讲诚信而著称于世。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秉承理学“利只在义之和、取之有义、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谨守“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以义制利、不言利而利自饶”的教义,注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念。     

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

商人阶层的崛起是明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作为明清商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徽商的发展对明清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徽商的竭力宣扬和践行,不断调和义利关系和贾儒关系,不仅使明清儒学中义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还推动了新四民观的建立;而徽商将儒家学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经商和社会实践中去,并打通贾儒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儒学＂由儒及贾＂的下移的行为,则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儒学的世俗化发展。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试论明清时期商人与教育的关系

明清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 ,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出现了某些松动 ,弃儒经商、商人业儒者不断涌现 ,士商的互渗和交融使商人与教育发生了密切关联。重点考察分析了这一关系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钻天洞庭遍地徽”——“三言”“二拍”中的苏州商人和徽州商人之比较

在明清之际,苏州和徽州地区的商人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冯梦龙和凌濛初在“三言”、“二拍”中用通俗小说的形式对此给予形象的描述和细致的刻画。这两大商人集团既有重商致富的传统思想观念、艰辛坎坷的经商历程、独具特色的经商技巧等共同点,也有各自不同的经商背景、经商途径及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商海大潮中搏击风浪,演绎着许多动人心魄的悲喜剧。     

晋商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探析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地理因素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地形地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自然地理因素,也包括人口迁移和经商传统等人文地理因素。     

试析《三言》中"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题材小说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作者不仅积极肯定了商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在作品中渗透了一种正确的、永恒的商人经商原则,大力倡导了"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从而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为后世商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晋商中的“狗股”

明清以来,山西商人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号称“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其中,与蒙古、俄罗斯通商的商行——通事行,最有特色,他们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通事”,是古代对翻译人员的称呼,到蒙古经商要会说蒙古语,到俄罗斯经商要会说俄语,人们就把会说蒙古语、俄语的商     

明清商人的经营方式及特点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的经营方式日益趋向多样化，独资经营、合资营运、经理制是其主要形式。它们孕育于明清商品经济的沃壤，具有向契约化方向发展、宗族性、地域性、利用奴仆经商等与明清社会相适应的特点，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何以成商:明清以来徽商学徒的学艺历程与日常生活

明清以来,徽州人通常在十三四岁前后由亲友推荐至他人的店铺做学徒,学习经商。徽商学徒需要遵守店规,并从打杂工作做起。学徒们主要通过模仿、请教与勤加苦练等方式学习经商技艺。学徒学艺期间的物质生活一般较为艰辛清苦,部分学徒会得到少量的薪金,以供应日常支出。学徒学成后,会进阶为店铺的伙计、执事与掌计,同时为以后自己独立经营积累资本与经验。学徒、伙计到达适婚年龄后就会返乡娶亲。徽商学徒的学艺历程既受商业经济对商人素质要求提高的影响,又蕴藏着紧密的血缘、地缘关系。徽商学徒具有共性的学艺历程与日常生活,为人们探究明清商人的职业培训提供了关键线索。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的动力机制及地域分异特征

一、引言所谓商帮,是指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或商人集团。它常常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所结成,并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明清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成为激烈商战中一支支劲旅,操纵着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民间写作、通俗文化与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在通俗文学领域,也就是民间写作领域,亦或称作坊间文学界,尤其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现代化运动在明清时代已经开启.它和官方文学的现代化言说呈一种错位状态.通俗文化是一种与上流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明清通俗文化的集中代表民间写作的兴起是一种思潮的表现,呈现出开放性、平民化、世俗化、悲剧精神等品格.运河文化圈兴起的商人文化和城市文化推动了民间写作的兴盛.     

论传统商德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商德是在以抑商政策为基调的社会氛围下逐步形成的,它可分为经营理念、经营伦理和经营智慧三个层次。古代商人在经营理念层面上,经商仅作为业儒仕进的基础和手段才有意义;在经营伦理层面上,主要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为规范;在经营智慧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和”、“情”、“勤”等。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传统商德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仍应有选择地发掘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