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管见

孔子是否删过《诗》,对《诗经》研究来说关系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先秦时期《诗》的篇数,规模等诸多问题,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从汉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重大分歧,至今还说法不一。导致这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的,首先是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诗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到宋代形成学术讨论的焦点。结合司马迁提出这个问题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其观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在他父亲说法基础上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他父亲观点的发展,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述六经是承传先王道统,是为后代立法的盛举,自己的修撰史书也是同类性质的行为。他提出这一观点,目的是为修撰《史记》寻找理论依据。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许廷桂一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而孔颖达表示怀疑，《诗经》学上有特定内涵的所谓“孔子删《诗》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扯了千年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虽然清代...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孔子删《诗》初探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

通过一系列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每一方面“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所作的论述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     

从《左传》看孔子的删《诗》痕迹

原名为《诗》的古代诗歌集,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三家佚亡,独存一毛,即现有的《诗经》。据汉人所载这部书是经孔子删订而成,后代尤其是清朝以来不少人提出怀疑①,至今仍有争议,但缺乏系统考察。孔子删《诗》问题,关系到文学史和经学史,也关系到对孔子的客观评价,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仅从《左传》一书,通过考察《诗》的原始面貌,窥探一下孔子的删《诗》痕迹。     

孔子删诗问题的研究

一、诗经的音乐性及其删削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改编为三百一十一篇。以后又失去六篇,到司马迁时为三百零五篇。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的由来。后人对此事疑惑万端,莫衷一是。今就我个人的见解,与各位同志商榷。     

孔子《诗》“无邪”说及其文化意义

孔子论《诗》,曰:“思无邪”;曰:“郑声淫”,由此而造成千古悬疑。笔者认为,“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精神方向的总体把握,“郑声淫”则是这种把握的侧面补充,二者体现的皆是孔子“从周”的社会理想和美善统一的审美原则。     

小议孔子说“不”

孔子说“不” ,数量多 ,密度高 ,效果好。在他认为的礼乐崩坏仁义沦丧的社会 ,孔子对一切“违仁”“非礼”的现象和言行 ,大声说“不”。孔子又是一个很注重文采和讲究修辞的人 ,常运用否定句 ,使得说话委婉含蓄饶有韵味 ,运用双重否定 ,加强肯定。对此 ,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学、阅读学、语言学、修辞学亦或是写作学上 ,都有借鉴意义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诗》与孔子

《诗》与孔子罗华文一《诗》是一部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庙堂和民间诗歌作品的合集，它主要反映了从王到各国中贵族和平民的时俗风尚。《诗》，有贵族的创作，也有平民的歌谣；诗歌的作者采用赋、比、兴等不同的写作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意和作为讽喻的手段，因而表现出不...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从《诗经·颂》拟测《诗经》的最终编订者——兼及孔子删诗说的含义与成立

今本《诗经.颂》中鲁、商二颂与周颂的不类,反映出《诗》的最终编订者的意图,由此拟测《诗》的最终编订者为孔子。以之考察孔子删诗的含义当是在前人编纂基础上剔除重复篇章并适当编序而成。孔子删诗说是成立的。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