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兼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兼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吴九成董仲舒是一位儒家，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本来可以不谈。但最近孙景坛同志发表了一篇《董仲舒非儒家论》（见《江海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不少读者的疑问，所以有必要再作一些讨论。关于董仲舒的...     

董仲舒“度制”思想初探

董仲舒的“度制”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等著作之中。董仲舒的“度制”包括二层特定含义：一是指制定规章制度时，规定的限度，制裁的力度要恰当，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枉；二是指按照“度”制定制度。具体指制定贫富的“调均”制度。即贫富的悬殊要有度。既不能过富，也不能过贫。他主张通过“调均”措施，使贫富有差、有度，以达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董仲舒的“度制”（调均）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因此，本文拟对董仲舒“度制”（调均）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思…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略论董仲舒刑罚思想

本文意图从刑名法制的角度,探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们往往忽视刑名法制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方面,有人把刑名法制跟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学说对立起来。比如,在一部专门论述董仲舒思想的新著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汉初六十余年间,“在思想界是黄老法家和儒家关于‘刑’‘德’之争的问题。”(见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笔者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把“刑”和“德”对立起来,并把排除了“刑”的所谓“德”附丽在西汉大儒董仲舒身上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也缺乏应有的史实根据。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辨戚继光之卒日兼说“蜡日”、“腊日”宴

关于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的卒世日期,今有四说,即: 甲、1587年12月28日说。见谢承仁、宁可著《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谢承仁著《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乙、1587年12月29日说。见王业猷著《戚继光》(中华书局1980年版)、虞斐明著《戚继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论董仲舒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吸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由董仲舒提出，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看作是汉初已推行六、七十年之久的道家支流黄老学派思想终结的标志，董仲舒本人也因其力倡儒术有功，而被后人冠以“汉代孔子”的称号。其实，这位“独尊儒术”的倡导者，在其学术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体系中，不但兼蓄了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而且也对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政治思想作了很多吸取。本文拟对此加以论述。众所周知，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含便是无为而治。老子哲学思想最高范畴是“道”，“道”是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是“独…     

《董仲舒思想研究》述评

华友根著的《董仲舒思想研究》一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专著既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不仅讲了董仲舒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董仲舒思想的渊源、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董仲舒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而且论述了董仲舒的政治法律思想、社会经济思想、以及历史与民族的观点。同时,附录了董仲舒生平事迹的年表,对于某些有疑问的年代进行考释,并对董仲舒主要著作的内容进行简明的介绍。如此全面论述董仲舒思想,在已出版的有关董仲舒的著作中是仅见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地理考察与边疆叙事——以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中心

清末关注边疆地理的学者之一,胡传东北考察行程及其在台经历,前人瞩目已多,而1887年胡传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则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黎峒考察期间,胡传以日记体方式详尽记载了这个行程。胡传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触到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加之此次行程抱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胡传海南黎峒考察日记中所折射出的外来者视角、对地理事实的关注以及私人叙事等,均值得深入研究。     

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先前的研究已对此做出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但根据一些新出史料还可对这一事件最初策动过程略作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不过他对当年的政治变化给予高度关注,积极建言,积极行动,主动参与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行程的上海国会,应该是合乎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董仲舒:早期中古文明的导师

本文将董仲舒及其学说置于文明理性发展的广阔背景来考察 ,认为 :董仲舒构筑了神秘化儒学新体系 ,并以之为动力 ,推进了儒学的政治化、教育化、法律化 ,将古代文明引向道德伦理理性的新时代。董仲舒是中国文明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时代的导师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五项条件真实意图探析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李世民的美学思想及其诗美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有着以社稷为重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现象有着自己的阐释、评价观念。作为其美学思想表征的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一方面孕育着新的审美理想，一方面又有南朝美学之遗风。李世民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恰恰反映了初唐诗歌美学的复杂性。     

铁华吟社及其文学创作

铁华吟社是清光绪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一个重要的文人社团,晚于该地区较有影响的东轩吟社约半个世纪。不同于东轩吟社有专门的社集《清尊集》,铁华吟社没有自己的社集刊刻流布于世,故而关于该社的起讫时间、参与者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尚不深入。结合该吟社发起人吴兆麟的《铁花山馆诗稿》及其族侄吴庆坻的《蕉廊脞录》等作品进行探讨,不但可以考见该社团的一些基本情况,澄清许多事实,亦能对铁华吟社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