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封建政府的消费政策及其对江南服务业的影响

明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赋税的征收、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以及社会风化,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对民众消费基本上采取抑制的态度。他们固守祖宗成法,不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娱乐天性,强行将人们消费行为严格限定在礼的范围内,限制某类人或不同等级的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体制上也不利于江南消费品生产和技术创新,从而限制了国内生产规模,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力非常有限。但客观地说,江南地方政府的某些消费政策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明代江南硬木良材的来源和消费

明中叶后国内木材消费进入高潮,江南市场的硬木和良材来自浙徽赣闽、长江上中游地区、粤省、榷关、回空夹带、外域输入、贩海七条渠道,以满足船只、建筑、园林、工具田器、剞劂版刻、家具、器物等的需要。广泛的木构体验、木质体悟、木器摩挲、木性品鉴实践,一方面成就了船只、园林、书籍和家具的黄金时代,模塑了早期近代江南物质文化的荣耀;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源日渐匮乏及硬木良材高成本的实相。     

论明清江南节日消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

明清,特别是清代的江南,节日消费品市场已初步形成,节日经济现象初露端倪,并形成独特的节日文化。明清江南节日消费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常消费品与节日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有利于形成消费品的规模生产和特色消费品的培育;同时也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和全国市场的整合。节日消费活动还具有增加就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积极因素。某些节日消费习俗积淀成具有特定地域的节日文化,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大理坝区白族婚礼的当代变迁及影响

婚礼作为人类特定的喜庆活动,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白族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大理坝区白族婚礼也有了一系列变化:婚宴规模不断扩大、新房布置突显现代需求、迎娶方式方便快捷、嫁妆种类增多层次分明、新婚服饰时尚化.这种变化给大理白族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白族婚礼在刺激和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族扩大再生产的投入;时尚文化逐渐通过白族青年吸纳到白族传统婚礼中,致使民族特征弱化.白族传统婚礼文化符号传承面临挑战.     

论“百姓日用即道”作为消费文化本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都有"本体"支撑,文化都有建构特性。"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产生自明中叶的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同根同源,对消费文化具有内在的规约作用,消费文化的无根性需要"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支撑。     

从生产与流通看明清福建手工业发展的局限

明清时期的福建,传统手工业在宋元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但与同时期的江南、广东等先进地区相比,其发展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本文从生产与流通两个方面,试探讨影响明清福建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以就正于同行。一、生产的分散性对手工业发展的阻碍分散性的生产,是传统手工业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与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相适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经济的扩大,手工业脱离农业程度的加深,分散的一家一户经营的手工业生产,会出现相对集中化的趋势。明中叶以降,江南丝织五大镇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市镇的出现,就是这种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反映。但在福建手工业生产领域里,远未进入集中化的历史进程。生产的分散性,仍然是这一时期福建手工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家村老”有卓识——略谈明代常熟戏曲家徐复祚

自从魏良辅为首的一大批吴中的民间曲师、乐工对昆山腔进行革新以后,苏州府便成了当时戏曲活动的中心。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二百多年间,苏州府所辖各县,戏曲家人材辈出,名剧作指不胜屈,可谓济济可观,彬彬盛哉!常熟是苏州府的重要县城,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它又是明、清两代江南的著名藏书之处。在昆山腔的全盛时期,常熟     

城镇庙会及其嬗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

武汉地区的城镇庙会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深远的社会性、整合的系统性、动态的承传性和开放的自组织性诸特征.由于明中叶后九省通衢大市场的逐步扩张,武汉庙会适应社会需要而迅速嬗变.尤其是汉口镇会馆公所商办庙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武汉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武汉近代的城镇庙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亚文化因素,也是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     

中国十五至十八世纪图书馆学思想论要

明清两代(亦即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经验科学内容大发展乃至成熟的重要时期。明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元王朝不到百年的统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明中叶嘉靖年间开始不断滋长,虽途中曾一度遭到抑制,但至清中叶乾隆年间,已逐渐获得较大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进步,新的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活字和整版印刷技术,亦从明中叶起盛行于世,官私刻家之众,刻本之多,内容之繁,实属空前。因此,国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得以大发展;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图书馆学研究者,产生了一     

江西客家入迁原由与分布

本文从明后期江西农村的经济凋敝，明末清初战事对闽粤赣三省的破坏，明中叶初露端倪、清中叶渐趋严峻的人口过剩，明清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刺激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明清时闽粤移民客家由南而北入赣的原由。并以三表一图具体分析了客家的原籍，统计了他们在各市县的建村总数及人户数，展示了他们在全省的分布大势。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略论明清时期杭州的教育及其对都市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就精英教育而言,杭州在医药、数学、天文、化学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著名的科技精英分子;就大众教育而言,普及性和早教性是杭州大众教育的两个重要特征。发达的教育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杭州都市文化中商儒一体化的文化韵味。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山水画风格苍润秀雅的"明四大家"

明代中期,由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苏州的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的阶层剧增,他们需要大批的绘画装点门面,这无疑刺激了苏州--吴门山水画的发展.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四家"的出现,不仅打破了"院体"和"浙派"垄断画坛的局面,而且标志着明代绘画独立面貌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