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油画”之美

与胡建成老师熟识是通过我的大学班主任史玲老师,当时觉得这位油画系一画室教授特别幽默健谈。我虽然不是油画系的学生,但感觉和胡老师特别的亲近,在凝视他家里挂满四壁的画作时,心里只有欣赏和崇拜。直到现在,当我以一位研究者的身份与胡老师对话时,才发现他的艺术经历、艺术理念与绘画世界值得我们深入探寻与思考。他的艺术探索之路可以视之为中国油画家成长的典范,从而成为我们观察与理解中国油画家的极好途径。     

“拼婚”:喜气大家沾

‘拼婚’啦,有没有‘难兄难弟’要拼在一起办婚礼?如今拼饭拼车等传统拼法已不新奇,拼客族又整出了个拼婚的新花样。上海甚至还由此衍生出了拼婚工作室。     

追寻心中的“美”梦

如果能把兴趣变成事业,那么你将离成功更近。人民路天意婚纱广场内有一家名叫爱铤堡的婚纱店。走进店里,只见一件件礼服传来递去,像编织彩绸一般在屋内萦回环绕。眼前这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费了好大的劲,挤到人群中,顺势向一位营业员打探老板的行踪,她愣了一下,尴尬地笑道:我就是老板呀!     

美:于生命中的张力与意义——林语堂对“美”的昭示与标举

林语堂的美育观,大部分都秘蕴于其所谈及的读书的艺术与理想的大学教育中。然而,学界对林语堂的美育观研究甚少关注与重视,也远远地遮蔽、忽视了他对现代教育存在弊病的批判锋芒背后潜在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这是很有必要引起审视与探讨的。林语堂对美的昭示与标举,具体体现在:美育可以让人于其一生中常常体味到无比充实而丰瞻、快意而甘美的生命获得感,能够净化、滋润与加丰人的生命的力量,同时亦能够导引现当代教育得以常态发展。     

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在20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然而该说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论说。分析内藤发表该说的最初文本《支那论》以及内藤其他相关论说可知,在其"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剖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内藤"宋代近世说"表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至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假说,为日本以振兴"东洋文化"的"天职"为理由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内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长时段视角,正是其政治主张具有学术色彩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原因。     

“中国不可征服”:1938年日本社会时论舆情探析——以民国期刊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一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日本军事进攻达到顶峰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中国不可征服日本在崩溃中等时论舆情:其一是对日本政治法西斯倾向及其可能陷入长期战争泥沼所引起的反思和担忧;其二是因担心战争前途辽远无边而生出悲观心态,甚至厌战情绪在侵华日军下层和日本民间也开始有所表现;其三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日本经济出现的不祥之兆也频频见诸于美英等国的媒体报道,形成倒逼之势的时论舆情压力。日本时论舆情的变化,从舆论焦点看,攻陷南京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动摇了日本时论舆情对战争必胜的信念。探讨1938年间日本国内舆论舆情及其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的认识。     

学舌的艺:“会说话的朋友”系列动画的成功之道

“Talking friends(会说话的朋友)”系列动画是OutFit7以其首度推出的手机游戏“Talking Tom Cat(会说话的汤姆猫)”及之后陆续发布的13个“Talking friends”系列游戏为基础而创作的,在互联网上发布以后,迅速促使其系列游戏愈加风靡全球.“Talking friends”系列应用的成功,体现了OutFit 7动画创作的系统论思维和交互设计思维以及对MOD技术的商业化诠释,更深层次上则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教育观念--追求美善、激发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道德视景” 与 “感时忧国” :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再审视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受 “新批评” 派及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 之影响, 早已是学界老 生常谈的事实。 但为什么是 “新批评” 和 “大传统”, 亦即新批评和大传统如何影响着夏氏的选择和批评判 断, 以及这种 “影响” 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有效的, 却缺少追问。 从道德的形式到形式的道德, 夏氏孜孜矻 矻于小说史对 “道德视景” 的呈现, 在其持久的道德热情背后, 映射出的是一个华人知识分子有关家国和 文化传统的道德焦虑及其孤悬海外的道德身影。 当我们对这部问世已 60 年的著作重审细读可以发现, 夏氏 认同、 珍视中国现代小说 “感时忧国” 的大传统, 正是其当年孤悬海外、 反观故国时, 以学术研究的形式 而 “感忧” 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抉择, 以小说史的写作来完成对自身生命 “不完整” 的补偿和深切拥抱。     

“意义的否思”: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学阐释

社会学学科对关涉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社会行动的因果性意义的阐释功能,为我们采用介入路径反思和重构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根本性的学理依据。据此考察,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文学史事件中经验、建构的学科知识,其真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并非自明的、静态化、无须重新验证的客观存在,相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义恰恰在于文艺学知识群体对于社会实践的价值确证、因果诠释和情感再体验的行动中。这种基于沃勒斯坦否思认识论的视角,作为对认识论理性建构的一种负的方法的思考,引导我们重申文艺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意义,也为学科知识形态的重构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作为“有味道的形式”的美——中国古代审美中身体性维度的探析

从身体出发的中国哲学不仅导致了中国古人对身体的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而且也进而从"欲"到"食"、从"食"到"味"地使"味道"作为"原道"地位得以确定。把这一理解用于审美领域,则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美与其说是一种贝尔所谓的视觉化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不如说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味觉化的"有味道的形式"(tasty form)。同时,这种作为"有味道的形式"的美,一如对味道本身的分析所示,其具有"亲体性"、"咸和性"以及"品味性"这三个主要理论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与中国古老的大易之道一致,并与业已趋于唯心化的西方传统的美学理论迥然异趣,中国古代美学代表了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更忠实于我们自身生命的,也更为原生态的美的理论。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由特殊性到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基于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域的考察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通过这条独特道路而生发出的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意义。以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促使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走向条件式、成就式的相互关系,而且使得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变为相互协同的关系,同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促进了当代中国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融合。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意义,对于在理论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在实践上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社会的经济冶”:社会经济的西方传统及其中国路径

本文首先从历史维度检视了社会经济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传统,试图揭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对中国推行社会经济有所助益;进一步反思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和实践概况,尝试从促进社会公平、社区共同体重建以及注重参与、共治和共享发展等方面阐释社会经济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可为空间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借鉴和观点阐述中,波兰尼的社会经济思想从本体论层面具有深刻启示,突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导向;在方法论层面,依然需要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以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     

梁漱溟:“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及其走向——以《中国文化的命运》为中心

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文化自然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他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以“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见长,另一方面又因“伦理本位”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所以,中国新文化之路应“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以“命运共同体”论述为重点的解读

本文采用文本-语境分析方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文本为依据,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展开梳理和分析,力图对"命运共同体"论述的发生与发展及其现实语境进行研究,进而对其实质内涵、实践意义及其战略指向进行探讨,并以此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概括其特征及其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可分为全球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与国家命运共同体三个层面,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论述又有不同的逻辑起点和侧重点,其构建既同时推进又相互联动,构成有机和完整的命运共同体体系。中国在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方面,既倡导群策群力,又主动亲历亲为,而且对某些特定的双边关系有着相当的期许。通过构建亲缘型命运共同体、地缘型命运共同体和义缘型命运共同体,中国着力编织三层国际战略网络,使得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布局逐渐成型,而这一国际战略则又具有包容性、务实性、模糊性的特征。从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布局来看,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策略选择已基本完成;从既有研究文献的解读来看,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仍显不足,有待学界更进一步的努力。     

“镜花水月”与“天地不能久”:李安的中国宗教精神对《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重塑

  英语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通过对一系列西方宗教和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借用,既模仿了后者的主题、情节与结构,又继承了其隐含的对具体神灵信仰的质疑和难以超脱的精神迷惘,这也使小说中人虎共存与食人独生两个故事存在难以调和的尖锐对立。李安将自身对中国传统的道家与佛教的信仰作为底色融入他对小说的理解和电影艺术的再创作中;这一中国宗教虚空精神在电影中的无形融入,将主人公对具体神灵的信仰与困惑导向对更高意义的伟大性的感悟,并借此获取心灵的慰藉与救赎。这一顿悟的产生又微妙地调和并重塑着原作中存在根本对立的两个主题,使之在电影的中国意境中得以升华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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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永萍:彰显文化的力量——揭示一个中国服装品牌“不死”的传奇

据一项权威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平均每1分钟就有9家倒闭,能够生存3年以上的不足10%,而被称为"踩在刀刃上跳舞"的服装企业,"3年存活率"更是低得可怜。然而,以女装设计、生产为主的北京靓诺派时装有限公司却昂首阔步走过了17年。那么,这家服装企业何以总能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又是以怎样的企业文化塑企、凝人,以全新的着装理念唤醒中国女性更优的审美意识?为此,记者走访了有着40年服装创意、制作     

“活”的人口史:从曾氏家族看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婚姻、生育行为

将书信、日记与族谱等资料结合起来考察人口行为,置人口问题于生活场景之中,更易于深刻揭示人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及过程,展现活的人口行为面相。仕宦之家存在着政治联姻现象且盛行早聘之风,其原因在于不想错失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机会。在19世纪,曾氏家族中男儿初婚平均年龄低于女儿,这可能是外姓女子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一种体现。官宦之家的入赘行为是一种形式,赘婿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入赘之举是为了婚后更好的生活或前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生育率低等现象,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不明显。在仕宦之家,求学、科考可推迟初育时间,而变动的仕宦生涯、长期的夫妻分居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曾氏父子存在着重男不轻女的生育观念,幼孩的抚育并非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后代的积极参与者。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的观念,可能体现了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