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锡山“中”的哲学

一中的思想是阎锡山为巩固其在山西统治、大力宣传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不偏不倚”,“适中求对”。阎锡山正是以这种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同各种势力周旋较量,以求得生存与发展。所以,在阎锡山的言论与著作中,对“中”的思想论述最多,阐述最为周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中是一个中心点。他说:“除人身上有一个中字外,世上万事万物,包括日月星辰,无不各有一中……中国只有一个中心点,山西全省也祗有一个中心点”。二、中是一种规矩,标准。他说:“中者,是有规矩,有标准的”,“惟是中有中之规矩,必须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李鸿章那样长期办理外交、签订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因办外交而深受时论的攻击和后人的贬斥.梁启超说:“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谤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不但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本文拟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概略的分析,以求教于大家.     

曹禺剧作“引用”手段的运用

引用是重要的传统修辞手段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把引用叫作事类,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意思是说,文章的事类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援引事例来证明文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义。他还提到“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的说法。前者是说,引用事例来证明所要说的意义,后者是说,引用现成话来说明道理。这就说明了引用什么(材料)和为什么而引用(目的或作用)的问题。刘勰关于引用的这些说法具有普遍的意义,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人权意识举要

<正> 人权问题的由来 人权问题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平等自由一类说法,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人权的含义。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在他的《对话集—法律篇》中说的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他的《伦理学》中说的“法律视各人平等”、《政治学》中说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25、31、52页),在奴隶只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作为人的奴隶社会,他们说的所谓“公正”、“幸福”、“平等”、“同等权利”只不过是奴隶主、自由民     

想象·形象·艺术形象——美学随感录

“抽象的观念能不能想象出来呢?不,不行的。”这种说法对不对?不信罢,古今中外持此种见解的大有人在,如早在罗马时期朗加纳斯在《论崇高》里就提到,有些人把想象称之为“形象制造”,十九世纪英国学者柯尔立治也认为想象力是造成形象和改造形象的能力;要信罢,历来又有许多人不赞成这种看法,如俄国化学家门德列耶夫就认为没有想象就不能产生化学元素表,列宁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没有幻想甚至连微积分也不能产生。想象是不是只能产生形象,而不能产生抽象观念呢?或者说,想象是不是既可以产生具体形象也可以产生抽象观念呢?狄德罗有一个说法,对回答这个问题是有启发的。他说:“想象,这是一种特质,没有它,人既不能成为诗人,也不能成为哲学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海港建设与对外开放——孙中山实业思想研究之二

孙中山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一书中写道:“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而海港之建设,则“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足见他对海港建设是非常重视的。一孙中山重视海港建设是同他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痛感闭关不足以立国,认识到惟有开放才能“并驾欧美”,故在他的论说中反复强调必须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明确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体恤商情”,实行开放、保商政策。他说:“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军事

李鸿章一生有三十多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军队的训练、装备等方面的改革起过积极的作用。下面就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谈四点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资取洋人长技”求自强的倡导者当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天朝”的神话破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装备建设

李鸿章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中共”“自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兴办军事工业,筹办近代海军。李鸿章参与了近代海军建设的全过程,是晚清建设近代海军的实际组织者。关于在这方面的功过是非,许多论者、包括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本文着重从他在海军装备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说点看法。一、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了晚清的制器,但始终不主张清廷自己制造轮船。1862年6月,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军6500人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     

试论沈葆桢的多边关系

一夏东元先生写过一篇《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的文章,着重谈了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其见解新颖、精深,颇受启迪。沈葆桢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他都有高度评价:曾国藩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左宗棠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李鸿章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     

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

一、对乐府是否“立”于汉武帝时期有关争论的简单回顾　　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最早源于班固。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说 :“暨武帝崇礼 ,始立乐府。”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亦曰 :“乐府之名 ,起于汉魏 ,自孝惠帝时 ,夏侯宽为乐府令 ,始以名官。至武帝 ,乃立乐府。”直至 2 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学者们多取此说…     

大地之子与美学之思--解读曾繁仁教授的新存在论美学观及新人文精神

有人把“做官”、“经商”、“做学问”加以比较,认为三件事中“做学问”最难。其实这种说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该说任何事情要想做好都不容易,都同样地难;但若结合当下现实看,说做学问更难也不是毫无道理。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是个大学问家,据说他的一个弟子有一次问他:“学习您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呀?”欧几里德没有作答,只是吩咐仆人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这个故事说明了无论求学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件很难的事,难就难在要真能超越个人利害而惟留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正如英国学者贝尔说…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关于刘豫被废原因,史书论述不一,有人认为刘豫被废是“宋人施行反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宋人以向金称臣为条件与金人所达成的“幕后交易”;有人认为是刘豫对金已经无用因而被废,等等。实际上,上述三种说法都不是刘豫被废的主要原因。刘豫被废,主要是因为刘豫被金人拥立为伪齐皇帝以后,卷入金朝派系斗争之中,得罪了宗翰一派以外的大臣,特别是得罪了完颜昌、宗磐一派人物,等到宗翰一派失势,宗磐、完颜昌一派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权的时候,刘豫灭亡的命运就无法避免了。至于“刘豫对金无用”的说法,不过是金人废弃刘豫的一种借口而已。如果说金人的这一借口在金人废弃刘豫的问题上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也是与“宋人施行反间说”和“宋金幕后交易说”一样,最多不过起到一些加速的作用而已,绝对不会起到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