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郑玄易学研究

北魏初期,儒学地位不高,卜筮之风盛行,郑玄易学并没有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崔浩推行汉化.推行儒家学说,不过此时官方采纳的学说更多的是崔浩个人的学说,郑玄易学仍然不是主流.直到孝文帝改革之后,随着儒学的全面繁荣,郑玄易学才成为构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民间也出现了郑玄易学传播的盛况.应该说,所谓的"北学"在北魏中后期才真正形成气候,郑玄易学也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传统儒学与法治理论关联性的特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为切入点的思考

以权利保障为入手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传统,而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为学说的归宿点,传统儒学在治国主张上并不是反法治的。其实历史上儒学一直十分重视治道,法治可以说是治道的重要内容。在分析法治与传统儒学关系时应尝试从法治要素的角度去讨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所提供的智慧价值。     

隋唐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

本文指出隋唐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宗教哲学的突出地位,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隋唐哲学是繁荣的,儒家哲学在天人关系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然宇宙论和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已不是唐代哲学的中心,最能体现唐代哲学特色和最高成就的是关于心性的学说,心性论作为人学形而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学说,一种人生哲学。唐代的心性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向,成为宋明新儒学的源头活水之一。     

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当代,儒学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去解析;儒学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儒学的发展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全方位审视,多维度研究,科学地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自身的价值。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

“三教合一”是在中国思想领域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想文化现象。宋元时期的儒释道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以后,完成了从外部形态到精神实质的相融相摄。本时期的三教关系状态形成,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三教人士的主张密不可分。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北魏的儒学与士人

北魏拓跋族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后,即面临着较高层次的中原文化对其游牧民族较低层次文化的挑战。为了立足中原,稳固统治,尽快缩短胡汉文化的差距,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北魏统治者对儒学特别重视,儒学在北魏得到很大的发展。北魏的士人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封建性的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们的活动和对儒学的发展,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试论朝鲜实学文化及其特点

朝鲜实学是朝鲜李朝后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进步社会思潮。朝鲜实学产生之初虽然不无中国的影响,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却不像儒、佛、道那样直接从中国传入,而更多地是在朝鲜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朝鲜实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鼎盛期、转型期三个阶段。朝鲜实学不论是在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实学思想家不断追求探索的努力程度上都走在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的前面,有其独特之处,成为朝鲜传统文化通向近代思想的桥梁。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宗炳绘画理论来源小议

宗炳绘画理论是道佛相融的思想。自魏晋以来,统一政权瓦解,战争不断,佛教被迅速传播并与 道教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成为宗炳绘画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他的思想在其著作《画山水序》中 得以充分的体现。他的道佛相融思想对后世绘画反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凌阁堂壁画墓的壁画艺术与民俗文化

明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和社会风气的改变,使得考古发现中的壁画墓相较于宋元时期大大减少。通过结合历史文献。对重庆永川区凌阁堂墓地发现的明代壁画墓所反映的独特丧葬礼俗与宗教信仰以及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民间化进行分析,论证了墓葬主人为明代湖广移民或其后裔。     

在现实和魔幻中求索——从创作方法看郑廷玉杂剧的美学意蕴

郑廷玉是元代颇具特色的著名曲家。从其创作方法来看,郑廷玉的杂剧呈现出特有的美学意蕴。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现实生活和魔幻空间中去探寻社会,求索人生。形成其杂剧创作独有特色的原因不外有三：残酷的现实;儒文化在元代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巨大冲击;佛道盛行,尤其是道教的空前昌盛。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