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改造”与“身体的改造”——从《青春之歌》看身体的现代性进程

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要经历一个“灵魂的改造”过程,可是从《青春之歌》这部地道的革命小说看来,灵魂的改造更深刻地表现为“身体的改造”。,《青春之歌》恰好展现了从“五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身体改造和实践过程,是身体现代性进程的完整镜像,使人们看到了现代历史对于人的塑造的重要侧面。文章的论述是对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另一种解读。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出场与缺席间的困惑——论《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青春之歌》中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及长时间缺席,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形态及所表现出的叙事裂缝,这也揭示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写作时的矛盾及困惑:到底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还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试论《青春之歌》与《未央歌》思想的同中之异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同期在港台海外热读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出抗战时期年轻学生的理想生活。两书都精彩地描绘出战火纷飞年代的别样青春。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比较,探讨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青年人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影响与迎合:革命文学规范下的“自叙传”写作——基于《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的对照分析

《青春之歌》按照阶级理论对主人公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改写,按照拯救模式对早年情感经历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并运用美化与丑化的修辞对人物进行了模式化描写.在重新书写历史的过程中,《青春之歌》既受到既有革命文学规范的影响,又有主动的迎合,这种迎合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文学规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青春之歌》背后的故事

著名女作家杨沫，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的影子。她写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和修改兼论集体写作

《青春之歌》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出版之初就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从工人到党的文艺官员都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这场论争。论争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学观点之间的碰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论争的结果是《青春之歌》的修改、再版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从论争到修改,《青春之歌》完成了"集体写作"的过程。这一方式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革命与爱情——《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评杨骚早期的两部象征主义诗剧——《心曲》和《记忆之都》

杨骚早期的创作深受西方象征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诗剧《心曲》和《记忆之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然而，作为中国左翼作家的杨骚毕竟是时代的歌手，他的象征主义剧作中透露出不可遏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味，这为他中后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弃疾《归朝欢》与韩愈《石鼓歌》

《石鼓歌》为韩愈七古名篇,前人多所评赞,然对于其主旨的分析把握稍显隔膜;《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是辛弃疾咏物名篇,该词不仅多处化用韩愈《石鼓歌》诗句,而且立意构思、主题思想也皆从韩愈《石鼓歌》脱化而来。从辛弃疾《归朝欢》我们可更清晰地把握韩愈《石鼓歌》之"诗心"。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

本文试图论述《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文章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过份地美化了小国寡民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农耕个体经济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农耕文化；认为这正是《白鹿原》创作主体没有用先进的当代意识进行创作，而是用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观照写作对象所造成的；文章还分析了作品中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男权中心主义，以及作品中的迷信色彩，认为这些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     

恋爱故事包裹下的“自由魂”——以茅盾早期创作《野蔷薇》为中心

“大革命”落潮之后,茅盾陷入对前途的迷惘状态。他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形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随之对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避居日本期间,一种革命“旁观者”的身份方便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总结刚刚经历过的革命运动,扫除革命者中残存的封建思想、促进阶级觉悟成为刺激他创作的主要动力。在《野蔷薇》中,他以五则婚恋故事分析了妨碍革命者实现思想独立的阻力,表达了协调“群”与“己”关系的愿望。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受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声音的变化区间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创业史》和《白鹿原》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创业史》的叙事声音外显强烈,叙述人突显政治运动的历史推进作用,《白鹿原》的叙事声音隐蔽内在,比较注重展示文化心理的行为支配力量,因而文本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等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