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赋是界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刘勰说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种新文体如果真能承袭《诗经》、《楚辞》“直抒胸臆之情,体物写志之意”的创作精神,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它产生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汉初的骚体赋,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楚辞。但这仅是人们从辞与赋形式上的特点所作的宏观认识。其实,由辞到赋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则是具体体现了这种文体过渡的特点。     

《楚辞》双宾语结构的语用分析

受语用制约,《楚辞》25例双宾语结构中,双宾式仅8例,其同义句式却有17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最主要的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性"、"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这种语用特征是由《楚辞》偏向于词汇语法层次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一、赋这一文体名称产生的背景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老子》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老子》的文体性质问题,学术界主要有"散文"、"诗体"、"赋体"三种看法。《老子》"散文"说是西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与《老子》文体生成演变的文化背景并不完全吻合。《老子》"诗化"色彩极为浓厚,部分章节具有"赋体"特征,《老子》与先秦诗、赋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谈楚辞中的语气词“羌”与“謇”

楚辞,是公元前四世纪在我国南部楚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体;相传楚辞的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地方色彩相当浓厚。下面,我们仅就楚辞中属于“楚语”的两个语气词“羌”与“謇”,作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查朱熹《楚辞集注》,作为语气词的“羌”字出现十七例(另有两例,一是出现在张衡的《思玄赋》,一是出现在韩愈的《复志赋》,均不属于楚辞范围);“謇”字出现十二例。怎样理解楚辞作品中的“羌”与“謇”,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例如:     

诗歌的文体强势地位

诗歌是一种强势的文体。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即形成了单纯的抒情风格。汉代以后,《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诗歌的文体强势,建立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之上。各种文体之中,独有诗歌将汉字形、义、音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诗歌以其语言美的优势侵入到散文,酝酿出赋和骈文两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其实质是文学对语言美的追求。唐代的传奇是史传和诗歌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唐宋以后,诗歌已穷极变化。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小说和戏曲自身文体意识的觉醒,削弱了诗歌的强势地位。古代美学的精华主要来自诗歌。     

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