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作品《格列佛游记》三种译本的比较

一、翻译的标准100多年来,严复提出的译事楷模:“信、达、雅”在我国翻译界曾是翻译标准的典范,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如今,“信、达、雅”的含义得到了科学的分析,不断改进和发展。今天,翻译界对“信、达、雅”的标准作出新的解释:“信”就是忠实原文;“达”即译文通顺晓畅快;“雅”即译文保持原作风格。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格列佛游记》的三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三个译本分别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健的译本(以下简称张译)、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王林、史丽娜的译本(以下简称王译);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孙予的译本(以…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红楼梦》茶文化译写研究——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依据茶文化的广义定义,对《红楼梦》中的茶文化进行四个层次分类,并按此分类梳理《红楼梦》杨、霍两译本中的茶文化译写案例。从生态翻译学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度解读两个译本中的茶文化案例译写,发现两个译本茶文化译写差异之处主要来源于译者对译事的“适应”与“选择”。两个英文译本从译者和翻译策略角度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茶文化译写案例,凸显了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的翻译行为理念,为今后茶文化译写提供启示。     

解构主义视域下《老人与海》四个译本的评析

试图借助解构主义翻译观,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两个方面对《老人与海》的四个中文译本进行分析,指出译本具有多样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探讨多译本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解构主义理论的译学意义。     

《苏东坡传》汉译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动因分析

通过创建小型人物传记翻译语料库,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苏东坡传》中“把”字句在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中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把”字句在两译本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在语料库中大多数汉语原创人物传记中的使用频率;张译本和宋译本中“把”字句使用频率分别为1.619/千字和1.306/千字,张译本中“把”字句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宋译本（p=0.017*）。从图式理论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分析上述差异,以期为“把”字句的理解和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译本被动语态的源语透过效应考察——基于语料库的余光中翻译研究

作为译者兼作家，余光中积极反对译文“翻译腔”“恶性西化”等现象，其翻译理念在翻译作品中是否有所表现?文章基于余光中译作《梵谷传》、《老人与海》及其对译本的平行、类比语料库，以被动语态为个案分析，考察源语透过效应在不同译本的反映，尤其关注余光中的译文处理方式。研究发现: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对译本“被”字句使用频率更高，且歧义被动句及增译被动句等现象也更频繁。余译本被动使用更灵活，使用频率及表达方式更接近汉语母语表达习惯，“被”字句与其他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但“给”字句使用频率较高。研究表明源语透过效应对余译本影响较小，也与余光中一贯坚持的“西而化之”“文白相辅”等翻译观相呼应，形成独特的翻译风格。      

《牛津大学章程》中学位名称汉译简论——兼评北大版《大学章程》第四卷译本对学位名称-“Master of Arts”的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国友主编的《大学章程》第四卷是《牛津大学章程》的汉译本.此译本将学位“Master of Arts”译成“文理硕士”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从译本对学位名称-“Master“Arts”的翻译、“Mas-ter of Arts”的汉译举隅、牛津大学学位-“Master of Arts”解析和牛津大学学位-“Master of Arts”的汉译技巧等四方面对此译本的翻译加以评论,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论《红楼梦》典故的翻译——杨译本与霍译本对比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典故翻译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典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研究表明,两个译本体现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     

美国汉学家英译《十二楼》的文化记忆研究

记忆是将个人、时代、政治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框架,可以从精神、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将其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茅国权译本(1975)和韩南译本(1992)是李渔作品《十二楼》在美国传播的两个主要译本,两者在整体翻译风格与具体翻译策略上大相径庭。茅国权采用“译述”式翻译,而韩南采用“译研”式翻译。这主要受到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双重影响,即个体记忆维度中的翻译目的、选材意图以及译者主观情感存在差异;社会记忆维度中的社会制度更替与时代背景变迁导致了译者翻译策略的迥异。在文化记忆维度中,译入语读者群体通过阅读对中国明清社会的世情百态产生了不同认知,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记忆。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水浒传》杰克逊译本研究——从布迪厄的“信念”（doxa）谈起

信念”（doxa）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工具之一,源自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误识（misrecognition）,是正统与异端的切分。将布迪厄的“信念”引入翻译研究,可与场域、资本、惯习共同探究译本背后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水浒传》杰克逊译本1963版和2010版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翻译场域中的信念,在资本上表现为译者进入目标场域实践的资格,在惯习上表现为译者种族中心主义或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在场域上表现为译者对行动者间利害关系的识别;杰克逊受其信念影响,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打造出通顺晓畅的1963版译本;2010版译本由爱德文·劳作为编辑,更新人名、称谓与度量衡的翻译,并借用沙博里译本的译名作为副标题;最终译本的背后是多个行动者所持信念的斗争与妥协。     

浅议许渊冲“三美论”在唐诗翻译中的运用

“三美论”是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诗歌翻译的最佳标准。本文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方面,比较了许渊冲和其他译者在唐诗翻译上的经典译本,得出“三美论”对于中国诗歌这种特殊文学形式的翻译具有很高的指导性,同时也对诗歌翻译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孽障”英译研究

“孽障”一词一般用作贬义词.对比霍译本和杨译本《红楼梦》,可发现两个译本对“孽障”一词的理解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而在该词的贬义弱化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结合上下文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恰当的译文.     

接受美学视域下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以《匆匆》为例

《匆匆》是我国著名现代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一篇散文作品,文章结构精巧,纯朴简练,文字清秀隽永,充满诗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然而对于其译本和翻译策略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张培基先生的译本很好地向英语读者传递了原文的美学价值,结合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充分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接受。通过以张培基先生对《匆匆》的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了“期待视野”“视野融合”以及“未定点”三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散文翻译中的适用性,同时探讨了张培基先生在散文英译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原则。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的译者行为研究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是中国诗词史上第一次以“昆仑”为题并将其作为吟咏对象的作品。该诗气势磅礴、立意高远,可谓是中国诗词中豪放之典范,表达了毛泽东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宏伟抱负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追求,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超凡的思想高度和卓越的政治价值。国内外多名译者翻译过《念奴娇·昆仑》,但由于身份不同、专业素养和翻译思想以及读者意识方面的差异,译者行为存在差别。本文以三个译本为例对《念奴娇·昆仑》进行译者行为研究,通过分析五位译者的翻译外社会行为和翻译内语言行为,探索翻译内外联系和不同译本特点。研究发现,五位译者的翻译内行为与翻译外因素息息相关,其译本各有千秋,不同程度地传达了毛泽东诗词的意旨、风格和诗人形象,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反常的忠实”:邦斯尔《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邦斯尔完成的《红楼梦》120回英文未刊本,是《红楼梦》英译史上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肯定《红楼梦》的伟大艺术价值,在翻译中恪守“完整翻译”这一原则,力图尽可能完整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体现了“反常的忠实”这一翻译策略。不过,其“一字一译”的翻译方法,也影响译作的可读性。结合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对该译本作出客观评价,有利于正确认识该译本的成绩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