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关于构建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改革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战略选择。构建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前提;推进政府改革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关键;积极发展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以2012年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例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方式,使群体性事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使这种参与具有独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政府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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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发展政治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对策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基于发展政治学的视阈,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是其时代条件;社会发展不均衡是其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偏差是其文化条件;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条件。要治理群体性事件则须采取以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构服务型政府;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构和完善制度平台,形成利益协商机制。     

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集体性讨薪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影响劳资关系、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治安,甚至诱发违法犯罪。政府处理此类事件不当会造成权威资源的流失,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农民工采用群体性的方式讨薪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第三部门独立性不强、政府寻租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针对上述原因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等对策以便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治理障碍及强化路径——以群体性事件治理为例

社会工作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可以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然而,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又使其在介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时面临着体制性、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障碍.因此,强化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协同作用,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运行体制和机制,提供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平台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民众对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发挥社会工作整合社会的功能,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有效政府”——基于善治视角下的理性思考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政府机构改革应以加强政府的有效性为目标,将政府机构改革与＂有效政府＂结合起来。这需要切实转变政府治理理念,以＂善治＂理论为指导,加强政府的＂善政＂能力并大力培养和推动以＂第三部门＂和公民参与为内容的公民社会发展。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党群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

从党群关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符合中国的政治逻辑。党群关系“异化”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主要表现为能够产生社会矛盾和加剧社会结构紧张。虽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具体制度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历史、现实和制度性根源,但党群的政治关系是群体性事件生成与否的重大逻辑。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应该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建设、群众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在发展党群关系中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