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文章基于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统计模型来定量研究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首先,城镇化路径中自致性路径、先赋性路径、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四类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梯度降低的分布规律。其次,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均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农民工路径则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拉低作用,但统计性并不显著。再次,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中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都要低于女性,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模式有关。最后,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自致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农民工路径则对女性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拉低作用。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互联网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影响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还会通过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城乡区域人群中具有差异性效应。此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冲突意识水平显著底下,与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认同显著相关。     

创业、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我国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加快建立起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其更好地以市民的角色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加快融入城市.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创业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保持不变;社会网络是创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创业能促进农民工更多地与市民交往、提升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进而提升其城市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对创业类型作出划分,发现企业家型创业更有助于农民工构建城市身份认同.因此,应健全农民工创业的服务体系,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积极开展创业活动,加快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     

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从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措施:政府应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与建设,网络媒体应努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实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等。     

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实证

阶层认同、农民工幸福感各为学界所热议,但鲜见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在经济地位提升、配偶陪伴、身心健康、与亲友联系密切等因素共同支持下,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 高,其幸福感越强。模型分别通过性别和地区分模型的稳健性检测,证实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男女之间有较大差异,东、中、西 部地区各有不同。青年农民工在获得物质满足后,亟须城市的接纳与尊重,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他们的阶层认 同感。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阶层主观认同的参照群体选择

由于参照群体选择不同，个人对自身所处阶层的认同也有所变化。阶层自身认同程度的高低，影响阶层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珠兰角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logistic分析,构建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影响因素的模型,以此来探讨珠三角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不仅受个体自身市场能力和相关制度设置的影响,同时还关系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具体实践--他们能否弱化对原有乡土网络的依赖,更多地利用新生社会网络来开拓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分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州地区为例

基于福州地区245份样本数据,以多维度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分化状态进行分析,并采用列联分析方法,测算出城市认同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居住环境、工资收入、婚姻、技能、教育年限与年龄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OLG模型的考察

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的OLG模型,理论分析了均衡条件下农民工收入及风险偏好因素对其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调查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与家庭特征、收入与土地、务工状况与预期等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务工与务农收入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恩格尔系数和非收入性因素却大多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生活宽裕程度和支付能力,使之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确定性的预期和安全感,使之参与养老保险的水平得以提高。     

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北京市某区的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在北京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状况,并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具有矛盾性,城市归属感程度较高,但是层次较低,交往意愿因子、乡土回忆因子、城市生活适应因子、态度因子、参与性因子、自我社会认同因子是影响其城市归属感程度高低的社会性因素,但是以户籍制度为载体而形成的教育、城市管理等制度性排斥因素却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