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属于捐助行为之一种,它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其合同主体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外,还涉及受益人这一公益捐赠合同关系人.同时,合同客体和内容的特殊性反映了这类行为的社会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涵义决定了它与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约和代理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此比较分析,可以确定公益捐赠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合同.     

试论捐赠的法律性质

在现代社会 ,捐赠作为一种以公益事业和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对捐赠法律性质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对捐赠问题的法律适用。笔者就实践中两种主要的捐赠行为予以了分析 ,并得出结论 :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受益人的捐赠应被定性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而为取得这种捐赠所进行的募集行为是一种委托代理行为。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与违约责任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应现代交易自由和效率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效力和责任是其发挥功能的核心问题。我国应借鉴国外相关规定 ,完善我国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以适应现代交易的需求。     

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存在不以"补偿关系"和"对价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它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和性质,同时也有缩短给付环节,节约交易成本、丰富合同自由原则的作用。     

我国企业捐赠的法律问题

针对企业捐赠的概念、实质以及必要性等进行探讨,对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进行分析,从企业本身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相互统一的角度出发,对如何解决我国企业捐赠法律制度的存在问题与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捐赠的立法提出了看法,主张以平衡好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原则,将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捐赠程序以及具体捐赠事项等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通过建立诚信评价、奖励等激励机制,使我国企业在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基础上得到又好又快发展。     

合同第三人存在情形的实证分析——兼评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我国存在与否之争

传统民法理论强调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则上仅承认合同于当事人间发生效力。从现代合同立法及司法实践看,合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皆得以认可或实践。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涉及第三人的合同,但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却过于简单。以第三人在合同履行中的作用是接受履行还是实践履行作为标准,对我国合同第三人的存在情形进行分类,可较全面探析第三人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从《合同法》第64条在《合同法》体系中的定位、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我国并未形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鉴于此类合同确实存在及相关立法规范的缺失,在未来合同立法中有必要加以规范,以完善合同制度。     

关于赠与合同的几个问题

为使法律得到妥当的适用，就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本文针对赠与合同在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赠与合同的标的应不限于财产之所有权，而应包括一切可以转移的财产和财产权利甚至是利益；（二）赠与合同不应理解为实践性合同，而应理解为诺成性合同；（三）为消除合同法有关条文之间的矛盾，补充法律漏洞，对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应依诚实信用原则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四）对捐赠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理清赠与合同与捐赠二者之间的关系。     

公司捐赠行为的效力分析--兼谈公司捐赠的立法完善

逾越权能原则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日趋衰微的趋势。公司捐赠行为的效力与公司的目的范围具有密切的关系。法院在对公司捐赠行为的效力进行裁判的过程中是基于交易安全理念和对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在立法中对公司捐赠行为的相关问题做出规定,以期公司法更加完善。     

论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传统合同法的一个坚固堡垒,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动摇,这种改观是世界性的,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利益第三人理论的相继出现,使得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再惟我独尊.合同不但使当事人间发生权利义务的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之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对我国合同法制度之构建具有启示性意义.我国合同法应该顺应新趋势,从商业实践、社会政策和公众利益来考虑,将第三人纳入合同条款的保护范围.     

论美国的胚胎捐赠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6年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例引发了人们关于胚胎捐赠的思考。美国马里兰州和乔治亚州的立法采用“胚胎收养”的称谓，运用收养法来调整胚胎捐赠。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有关胚胎捐赠的法律，将胚胎视为一种过渡类型，运用合同法来调整胚胎捐赠。而美国大多数州，对于胚胎的地位和胚胎捐赠都没有规定。美国的经验是将体外胚胎定位为一个值得特别尊重的过渡类型，适用合同法来调整胚胎捐赠以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这对中国将来处理相应纠纷提供了指引。     

慈善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慈善捐赠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尤其是有关慈善捐赠余额所有权规范的缺失,使得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成为焦点问题。慈善捐赠过程中涉及到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的复杂法律关系,而慈善捐赠的法律性质是确定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的前提,基于慈善捐赠的法律性质,可将慈善捐赠定性为利他捐赠合同,并以此确定捐赠余额所有权的归属原则:约定优先原则与近似原则。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

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现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承认,其核心在于对第三人权利的认定。但我国《合同法》第64条对此问题的规定却相当模糊。不仅第三人能否取得合同上的权利未能明确,而且条文设计也过于简略,这不符合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因此对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赠与合同的性质

世界各国或地区关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我国理论界对此也产生很大争议 ,本文就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进行论述 ,阐明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属于诺成合同 ,不动产的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     

合同相对性突破与第三人利益合同

传统大陆法系合同法上的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然而，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在实践和法律修正中不断被突破、修正。其中，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是合同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情形。我国法律中存在着大量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但是却缺乏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性规范。因此，需要对此作深入研究以完善立法。     

人体器官捐赠的法律制度研究——以器官捐赠立法的基本原则为中心

由于器官捐赠立法缺位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体器官捐赠的排斥,导致我国供体较少。本文从我国面临的现实出发,对我国器官捐赠现状和法律规制现状进行思考,并对器官捐赠立法所坚持的法律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问题之探析

第三人利益合同因其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已经得到两大法系国家法律的普遍承认。我国虽然有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广泛存在,但民法和合同法均没有对其效力给予确认,而效力问题是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功效的核心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首先应该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研究。     

对我国赠与合同定性的反思

赠与分为待履行的赠与与现实赠与两种.无论待履行的赠与还是现实赠与,都不能被定性为要物合同,这不但是因为交付在赠与中是赠与人的义务,不是一种非义务性的事实,而且是因为要物合同的本质为返还交付物,而赠与导致的是赠与物的永久移转.如果赠与不是要物合同,为确保赠与人的赠与决定是谨慎的,将赠与定性为诺成合同并配备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设计并不值得推荐,因为此两种设计有恰好相反的立法假定,相互矛盾.相反,将赠与合同改造为传统的要式合同更有说服力.     

《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再探讨——结合《合同法解释（二）》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时《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不等同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法》不排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适用,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请求权应由当事人约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对合同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作了规定。该解释实质否定了合同第三人享有直接请求权,限缩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适用范围。     

我国捐赠文化的缺失及成因研究

我国捐赠文化缺失现象严重,至今还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捐赠文化体系。其主要表现为：捐赠事业发展较快,但捐赠总体规模不大;企业捐赠逐渐增多,但行为本身缺乏文化支撑;慈善组织发展较快,但需要全方位予以规范;法律法规建设成效显著,但在许多方面亟待完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历史惯性和现行制度等因素,是造成我国捐赠文化缺失的深层原因。     

我国捐赠税收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税法关于捐赠税收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公益捐赠事业的发展.从我国关于捐赠的税收立法规定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关于捐赠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完善捐赠税收制度的建议,以促进我国公益捐赠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