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异化及其根源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制度异化,这种异化是通过主体异化、组织异化、机制异化三条途径完成的。制度变迁及理性选择理论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异化的根源所在。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从培育现代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重构农民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三方面着手,以期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异化进行矫正。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保送生制度:从政治化到人本化

保送生制度作为大学入学的一种方式,其确立和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弥补了统一高考录取制度按分数录取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也出现了异化。在从政治化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中,保送生制度正逐步走向完善。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发现其在变迁模式、变迁路径与变迁过程上呈现出三重变迁逻辑，而制度环境、制度系统、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则构成其变迁的动力机制。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轨道，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征地思想、确立依法征地的制度原则、融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政府创新对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维系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单独进行分析,其创新的原因在于激励和压力双重外力下的制度变迁,由于交易成本较低的自身特点使其具有创新的优势.而由于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创新的模式可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创新过程中由于经济人的特点容易出现异化的效应,而效果则应该结合政治、经济及社会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予以考证.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经济转型期市场主体性异变及其回归问题研究

自主性、能动性是市场主体内在质的规定性。经济转型期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市场失序”与混乱、扭曲等现象是主体性异变生成的。市场主体性异变是指在特殊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市场主体性质发生了背离其内在本质规定特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对市场主体本质特性的扭曲与异化,它严重危害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加速有效制度供给,才能遏止主体性变异,走上主体性回归之路。     

浅析日本家制度特征的形成要因

日本传统家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它是封建制在家庭中的体现,"模拟血缘关系"和"经营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日本原始经济形态即稻作经济和封建经济形态即庄园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两种经济形态是家制度形成的经济基础.此外,与日本固有文化特征相关的"母权社会"、"氏族文化"、"武家文化"也是家制度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政治要素和文化背景.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公共管理制度变迁的适切性分析

制度变迁实即制度创新。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适用制度变迁理论在当前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升。但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的辩证关系,促进“效率行政”向“民主行政”的转变。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回应革命与改革:土地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回顾合作化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可以发现对革命与改革的回应构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革命与改革分别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任务即国家政权建设和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土地制度变迁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与改革的既定目标。而以往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土地制度变迁则缺乏对制度变迁政治动力和社会核心命题的关注,因此以往研究强调的制度不经济和低效率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从革命的世纪到去政治化的世纪,土地制度变迁始终绕不开政治命题的影响,所以要强调重返政治分析的土地制度研究。     

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西部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但西部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制度安排的本身不合理性、制度安排的社会不适应性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瓶颈。本文在综述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的理论基础上,肯定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政府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注意政府失灵、民族地区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树立制度和谐理念,最后提出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协调利益关系、积极承担制度成本、采取灵活的制度变迁方式和凝聚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农村撤制村、队为研究个案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撤制村、队过程中的一些冲突。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为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农村要大于城市。文章通过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制村、队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农村组织中良性的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功能可以决定农村撤制村、队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并且这一认同功能在农村中有其特殊的传递机制。     

影响制度变迁的障碍分析研究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希望社会环境（包括他人的行为）是可被预期的．于是，制度被设计用以克制社会无秩序状态和社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任何合理的制度都必然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由于制度本身固有的特性使得其变迁的过程面临路径依赖和沉淀成本的现实问题．本文依据制度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有关理论工具．从制度本身的内涵出发，探索社会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最终将分析引向制度变迁的具体问题。     

制度变迁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契合

制度经济学家着眼于制度变迁,给出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人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一切制度变迁都离不开人,制度变迁必须与人的发展相契合。经济发展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上层建筑与之契合;生产力发展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契合。在推动国家发展的制度变迁中,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变迁都必须着眼于人的发展,并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相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征收遗产税可行性的制度分析

遗产税法的制订与实施是一个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纳税人的博弈过程。既然是制度变迁过程,就必然涉及到两个问题:产权制度变迁的生产效应和分配效应。而政府与纳税人的博弈过程的实质就是纳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与政府反纳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博弈。关于遗产税的制度分析还应包含两个方面:遗产税这一制度安排与其制度环境的关系;遗产税的征收与现实生活中税收道德的缺乏相悖。总之,在我国,遗产税的征收是必然的,但是不可操之过急。     

基于制度网络结构的协同式制度变迁分析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变化,制度网络结构中一项或几项制度必然需要变迁,这其中还涉及多项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若它们同时进行协调变迁,则可以将单一制度变迁的效果放大。基于制度网络结构形态,构建关联制度的协同式制度变迁模式,以此分析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变迁独有的特点,进而从结构内部具体分析协同式制度变迁运行的机理,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提出从全面系统性角度进行改革的思路,如制定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方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应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