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筝之“韵”

论述了古筝演奏中"韵"的含义和形成基础,阐释了在实际运用中演奏者自身的音乐理解能力和感知能力对于"韵"之表现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古筝演奏中演奏者可以通过演奏技巧与对音乐的理解相结合,实现对"韵"的体味。     

“东原”、“太原”、“东太原”、“南太原”详考——兼论罗贯中籍贯“东太原说”之误

近年来,力主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学者根据东晋时期在今山东设立的"东太原"郡,认定《录鬼簿续编》之"罗贯中太原人"之"太原"即指"东太原"。实际"东太原"只是东晋南北朝时期设立的众多侨置"太原郡"中的一个,其目的是安置来自祖籍太原的侨民。它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地名,不可能成为"罗贯中太原人"的依据。与"太原"地名的唯一性形成对照的是,"东原"作为地名反倒不止一处,魏晋南北朝时也曾设立过众多的"东平郡",这些侨置东平郡同样不能作为"东原罗贯中"的籍贯根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类观点显得十分荒谬。我们除对这些学者历史常识的严重缺失感到意外外,更对他们为成就己说不顾正常的逻辑思维而生拉硬扯的所谓学术研究行为深感不安。     

等韵“门法”中的“类隔”切语——兼论《切韵》音系中舌音的分合

等韵“门法”是韵图产生之后出现的关于韵图的拼读方法。韵图是以图表的形式,图解韵书切语的,在一般情况下,按图读音是可以正确了解字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某些需要特殊拼读的情况,于是人们规定了一些特殊的拼读规则,这些特殊拼读规则也在所谓“门法”中;“类隔”是等韵“门法”中常见的一种。     

释“■”兼论东阳合韵

战国铜器铭文中有一个从庚从肉的■字,此字后面往往是记录容量的词,从语法位置判断这是一个与容字相当的动词。郭沫若等学者指出■应读为容,但各家对字形的分析却莫衷一是,我们根据垣上官鼎中此字写作庚,判断此字是庚字的异体。庚又是镛的本字,与康、空为同源字,三字皆有容义。     

也论“古无去声说”──兼评黄侃“古无上声说”入声论之五

本文对“古无去声说”以及“古无上声说”进行分析评论，指出“两说”在处理语料过程中与事实不符的现象，并运用现代音理，表明“两说”在调类归纳方法中的缺陷。本文在阐述上述问题时，还表达了笔者对“入声”性质的理解和上古声调系统的设想。     

论禅宗语录之“弄醜”——兼说戏剧角色“丑”的得名

在南宋《如净和尚语录》有关那吒的傀儡戏中,那吒表演者的扮相被称作＂弄醜＂。而＂弄醜＂之＂醜＂,当指戏剧角色＂丑＂。此外,＂弄醜＂还可直接证明＂丑＂之得名,确实出于＂醜＂之省文。     

古韵“东”、“冬”、“侵”三部分合说述略

从顾炎武开始离析唐韵以来,对上古韵的研究渐趋科学.孔广森第一个提出将"冬部"独立出来.但"冬部"的独立与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各家对于"东"、"冬"、"侵"各部的意见是很复杂的,不仅是各部独立与否的问题,更复杂的是个别字的归属问题.本文针对各家意见(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研究)作一简单的梳理.     

也说“复关”——兼论春秋庶人婚俗

《诗·卫风·氓》中“复关”一词,历代注家着眼于“氓”,说法各异。结合上下诗意与春秋庶人婚俗,“复关”应是诗中女子用以搪塞他人的隐语,当指“返回的媒人”。春秋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现于庶人婚姻,是基于消解原始对偶婚影响、巩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特定背景,有其进步意义。庶人婚礼的基本框架是“三礼”。     

论孔子的“人性说”——兼评“孔子主张人性恶”说

一、学术界人性说的争鸣及对孔子人性说的认识在《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孔子明确说到“人性”问题唯一的一句话。大概正因为是这样,使后来,尽管是儒学独尊以后,人们在这个问题免受了束缚,思想驰骋,百家争鸣,出现林林总总的人性说。然而,自春秋战国,直到汉之前,许多人性论者都是独自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去论述人性的善恶,并未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自己人性论的主论依据。就是汉初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董仲舒也没有对这“八字”人性说,作出直接的解释。直到东汉以后,人性论者才对之作出诸多解释,王充算是比较早的一个。     

毛泽东文艺主体论臆说——兼论“三位一体”塑造原理

本文以《讲话》为蓝本,对毛泽东文艺主体论思想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文章认为:在《讲话》中,文艺主体实际上就是革命主体,人民是毛泽东文艺主体论的核心内涵;而立场、态度、情感“三位一体”的主体塑造原理,可看作是毛泽东主体论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说“瑱”——兼论古代汉语音随义变问题

《战国策·齐策四》中赵威后接见齐国使者的一次谈话,历来为古文选家所推重,屡被题作《赵威后问齐使》或《问齐使》而选入古文集或教科书。例如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年间余自明编选的《古文释义新编》都选录了它;当代著名学者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都选录了它;至于其它古文选本、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有关教科书选有这篇文章的,那就不胜枚举了。总之,《赵威后问齐使》(亦作《问齐使》)一文,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实在不亚于《触龙说赵太后》、《冯谖客孟尝君》或《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些《战国策》中的脍炙人口的名篇。然而,就是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古今许多著名的学者注家给它作文字注解时,却出     

东西方文明发展基础比较的另一视角——兼论东西方“人治”与“法治”之诞生

社会的发展靠什么推动?社会秩序靠什么维系?军队和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者在东西方古代不同的产生方式和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导致东西方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的产生.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两者都需要法律,但前者的法律是君主"御臣"和"牧民"的工具,"法不阿贵"是其精髓,后者的法律是规范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游戏规则,法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是其理想.     

论中国“幽默”的理论形态——兼论林语堂的“幽默”说

“幽默 (Humor)”引入中国文论 70年 ,翻译者当年辞不达意的无奈被忘却 ,成了典型的理论误区。幽默的发生有重要的人类学机制 ,健全的人类族群都有幽默 ,但有民族文化差异 ,在那些由于同样原因使之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是不能生搬硬套的。中国传统幽默及其理论自成体系 ,博大精深 ,亟待发掘整理。幽默在中国本土共名应是“雅谑” ,其形态包括达生、幽雅、雅谑、绝倒、诞妄等。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论王国维“境界说”之“真”

本文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之"真"作出了新的解释,具体从三方面作了分析:一、从观物方式角度说,"真"指作家对于外在景物和内在感情的"真实的感受";二、从创作态度角度说,"真"指作家对于对象的"真诚的性情";三、从艺术传达角度说,"真"指作者所具备的将感受表达出来的"真切的表达力".     

也说汉代“訾算”——兼论吴简中的“訾”

“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是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而非赀产税。     

释“别”与“和”——兼说儒家的社会关系论

在儒家的经典中,“别”与“和”是经常出现的两个重要概念。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含义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能否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能否正确把握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精髓的问题。 有的同志在论及儒家的伦理思想时,曾引《孟子》上说的“夫妇有别”与《礼记·礼运》转述的孔子讲的“夫妇和”相比较,认为《孟子》中的“‘夫妇有别’一语有问题,不似孔子的‘夫妇和’(和好),为合理”。依这种理解,显然孔孟提倡的夫妇之间的道德规范是不同的,即孔子重和谐而孟子重尊卑,所以似乎孔子的主张更为进步和合理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释“卑”——兼论“以形说义”的局限性

汉字是表意性极强的文字,就是说可以从字形上考知字义,进而了解它所代表的语言中的词的词义。在造字之初,这种联系尤为密切,因而,“以形说义”成为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随着汉字的运用及其形体的不断变化,“以形说义”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愈加突出。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汉字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汉字越是走向成热,它的形体的抽象性越来越高,表意性越来越差。在几经演变之后,汉字的形体与字义之间一望而知的关系便被蒙上了迷雾,同时,人们的认识在加深,语言在发展,词汇在不断地增加,文字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