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思想史学科建设初探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领域,不能简单等同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史.而目前学界有关这一学科领域无论就其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重点等,认识上都还比较模糊,结合科学发展观深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更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关于中国思想史连续性写法的分析

从思想史的治史方法论入手,指出连续性的思想史写法潜藏着严重的进化论倾向,平滑、连续、发展的思想史写法限制了思想史家的视域,主宰了其观念世界,对于那些不能摆置在连续性之下的思想历史对象,其认为不是历史本身有突兀、断裂,而仅仅是写作者的主观努力不够、材料占有不够,并不会怀疑连续性写法本身的问题。其实,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现象,中国思想史也不例外,不能因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或历史精神具有连续性、联贯性,就信赖连续性写法,二者有区别。如果思想史的写作者能在连续性的方法中同时关照那些思想史上的非连续现象,试图对特定的思想历史对象本身的结构及其边界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连续性写法的局限性,使思想史的研究打开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先秦朴素系统观初探

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指出:“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论,就不能把它看作时髦一时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他并以亚里士多德为例,认为“从最古时代起,在欧洲哲学中就存在着系统的观念”。如果细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就会发现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系统观念。中国的朴素系统观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它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具有     

论学校德育观念的转变

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关键是更新德育观念.观念的转变要从德育等同于政治教育转变为涵盖人文教育的全方位德育教育的观念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先秦朴素系统观初探

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指出:“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论,就不能把它看作时髦一时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他并以亚里士多德为例,认为“从最古时代起,在欧洲哲学中就存在着系统的观念”。如果细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就会发现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系统观念。中国的朴素系统观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它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因而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和认真发掘。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大体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两个层面,它们都重视思想和社会的关系,但前者以精英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为主,强调社会或经济结构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而后者则重视普通民众一般的知识和心理,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具体塑造作用。其实,思想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思想史介于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是相当理论化的社会观念史,中国思想史也概莫能外。所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重视思想和社会的互动、重视社会思潮和具体思想家的互动。     

论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

边沁的功利主义的立法观念是外国法制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对边沁的相关著作的研究和整理对边沁的立法观念立法原理进行新的梳理和总结,将功利主义法学的立法思想进行介绍.     

从科学发展观看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它首先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而不能简单地把教育现代化理解为教学手段与教学设备的现代化,这一点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教育的传统认识误区是把知识等同于能力、考试第一、分数至上和教师学生关系的倒置.     

越南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和若干特征

越南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越南先民原始思维阶段,越南民族思维体系形成阶段,越南封建意识形态丰富、发展阶段以及越南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观念融合创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民族意识、民族和国家独立观念构成越南民族思维的核心,越南思想史发展深受中国思想史发展演变的影响,越南民族思维和思想发展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比较注重形象思维、实用性而相对缺乏抽象思维、思辨性.     

论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逻辑连贯性的强度及其特点

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发展一样,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是连续性与间断性、逻辑连贯性与社会制约性的统一。但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逻辑连贯性有自己的强度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既要克服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这一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又不能将社会对思想的制约等同于机械的因果决定。对社会分工、群体利益、历史环境诸因素的作用都应做开放式的具体理解,而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说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曼纳”和“库拉”：地方知识建构的人类文化

“曼纳”“库拉”是来自太平洋海岛被民族志所记录而形成的知识概念,它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路径和范式却不相同。通过探讨人类学文本中“曼纳”与“库拉”的形成,反思地方知识在构建人类文化过程中“再发现”“典型化”和“多元化”的作用。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正体字、副体字”和“简体字、繁体字”——从“识正书简”和“识繁写简”看汉字规范

汉字在不同时代和地域都有不同的正体字和副体字。简化字是繁体字按照文字规律演变的结果。书写和阅读采用不同规范的汉字是不可行的。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释“社”

“社”乃古代中国之重要礼俗,源于原始“地母崇拜”。古文字“土”“社”一字,其造字意象原型众说纷纭,有“土块说”、“男根说”、“女阴说”、“神主说”、“祭坛说”、“地母肚说”等。笔者认同“女阴说”,从文献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维视野,对社祭之源、社主原型等进行了论证。“社心．”之点乃经血、产血之象,“血祭”、“衅礼”、“血盟”等古代礼仪皆源于“生殖崇拜”。     

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内在统一

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从发端到成熟,其思想进程基本吻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其产生的一致动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点。我们应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纳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     

“疑难案件”之法理蕴含

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过程中,“疑难案件”一词,经常被法律人所使用,但其内涵没有经过深入的剖析和严格的界定。要明了其真实涵义,需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其语义进行分析,二是对其理论争议史进行必要的梳理。通过语义的检视以及理论史的梳理,司法实务人员以及法学研究者对其涵义的理解可能有所区别。要确实把握“疑难案件”的真实内涵,就必须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解读其蕴含。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