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陈居渊晚清的学术领域，虽然今文经学风靡一时成为学术主潮，但儒学各派的发展却没有停滞，如以讲究内省修身为特点的理学复兴和以考据为主体的汉学仍居于正统地位，又如主张融通汉学与宋学的汉宋兼采之学也相当活跃。然而面对１９世纪中...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述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还与社会思潮、学术、教育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并非一味保守,无所作为,他们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守,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