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新闻传媒下的蒋介石祝寿文化探析

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各种赞誉和崇拜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围绕为蒋介石祝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祝寿运动".笔者以为这在民国史上是一段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对研究抗战后的蒋介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从孙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蒋介石

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前是蒋介石崛起的关键时期。本文对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崛起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左右两派,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素质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深入历史之中，超出历史之外——用多方史料研究蒋介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多年且有多部专著面世。近年来,他数次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日记,并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一、之二）。最近,《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三）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然而,他对蒋介石的研究,却遭到了台湾学者汪荣祖以及大陆某学者的质疑。杨天石为什么会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质疑？他是怎样利用蒋介石日记做研究的？除了日记之外,他还利用了哪些资料？带着这些问题,2014年7月间,本刊特约记者、《新京报》记者张弘专访了杨天石先生。     

浅析大革命前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上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痕迹。然而,从蒋介石的发迹史来看,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这无疑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资本,蒋介石也常以"总理的忠实信徒"和唯一继承人自居,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竞争实力和实际地位。本文根据史实,仅就大革命前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作一浅要的分析。     

从“险学”到“显学”:蒋介石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是学术研究的禁区,人们不愿涉足。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史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渐趋客观,对蒋介石早年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后实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坚持抗日战争、丢失大陆的原因,以及败退台湾后对台湾发展的影响和对大陆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几年,蒋介石研究成为两岸学术界和社会上关注的热点,如何把这一研究活动引向科学的发展道路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由于身份特殊，因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其特定位置。本文拟就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略陈管见。一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宋美龄与蒋介石总是相伴相随。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     

台儿庄大捷与蒋李关系

<正> 在这篇短文里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以及蒋介石、李宗仁个人对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有什么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反过来又怎样影响了蒋介石、李宗仁之间的关系?     

"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既体现出蒋介石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为此,蒋介石先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学界既存有关冷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研究重心几乎完全集中于蒋氏与美国利益的绑结,而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也存在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美国破坏蒋介石倡建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即是具体实例,对此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障碍重重的认知.     

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战时中英关系

1942年2月5日到2月21日,由于战事的需要,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6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蒋介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唯一一次访问。在印度,蒋介石同英国驻印度的高级官员和印度一些重要的民族领袖进行了会晤。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这次访问对战时中英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

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季云飞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大陆军史学界对其军事思想研究甚少。本文仅就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作浅显探讨。抛砖引玉，祈求方家匡正。毛思诚所撰《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一书，...     

1949年蒋介石三次入闽之考辨

1949年7至10月间,蒋介石曾先后三次入闽,到福州、厦门召开军事会议,进行"守闽固台"的部署。本文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和相关的其他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辨,澄清近年来出版的历史著作和历史回忆录对1949年蒋介石福建之行的诸多不实记述,并探析蒋介石入闽难挽败局的原因。     

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1928年之后,作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全力支持中央银行的成立运作及钞票的发行流通,支持对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准入和货币发行进行监管.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之后,蒋介石主张加强管理和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在1934年的白银风潮之前,与孔祥熙规划币制的统一和金融整理.1935年1月,蒋介石经与孔祥熙等密商,确定要实施"统一币制".1935年3月底,对中交两行实施增资改组之后,蒋介石非常关注时局发展对货币金融领域可能带来的冲击,屡次催促加快实施币制改革.1935年11月法币实施后,蒋介石直接出面令饬地方军政当局遵守与配合,同时注意协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求得基本平衡.蒋介石对于政府中主持财政金融行政事务的主官基本上是信任并且支持的.蒋介石对于法币政策的及时颁行和取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

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罗平汉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军政领袖的蒋介石和冀察地方政府首脑的宋哲元，顿时面临和还是战的选择。本文试对蒋、宋和战态度的差异作分析与比较。蒋介石：重在战，不放弃和７月８日，在庐山消...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

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朋友到失和的过程.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中苏国家利益的需要.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直接对日作战,但斯大林仅仅答应给中国援助,避免直接对日.蒋介石多次要求与苏联缔结"普遍性条约"或互助条约,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苏联为了保持其东部和西部边界的安全,先与德国后与日本缔结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条约.国民政府一度相当艰难.1945年8月14日苏联参战,固然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收回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蒋介石赢得的只是一场安慰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