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杨时仁体论对于二程仁学的取舍与融汇

杨时认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看似直承程颢的仁体论。然而,其对《西铭》的质疑则说明,杨时思考仁体时的体用思维异于程颢而同于程颐。二程仁学的思维方式已有差异：程颢未将仁体理解为形而上的本体,而倡导从刻意推己及人到自然以己及人的“能近取譬”;程颐则将体用结构贯穿仁说始终,主张由情感发用见性理本体的“由用见体”。实际上,程颢与杨时分别在“万物皆为我体”与“万物皆有仁体”两种意义上阐发各自的“万物一体”思想。并且,杨时体贴仁体的双重工夫“体究恻隐”与“求仁之方”均遵循“由用见体”的路径。因此,杨时仁体论的话语体系接续程颢而思维方式传延程颐,呈现出对二程仁说的巧妙去取与兼收并蓄。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贯通天人与勾连汉宋——论《西铭》与汉学《孝经》之关系

《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是十分明显的。宋代学者对于《西铭》所阐发"理一分殊"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辩。反对者以为其理近于杨墨,支持者则认为《西铭》是借"孝"之理发明"理一分殊"之旨。明代以来心学突起,《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愈发受到学者重视,甚至有人以《西铭》全文注释《孝经》。现代不少学者从张载的礼学背景出发,认为《西铭》旨在以"孝"为纽带维系封建等级制度,这成为宋明以后对《西铭》与"孝"认识的一个重要补充。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西铭》的宇宙论是宗法模式的吗？——何炳棣先生《西铭》解读献疑

已故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定《西铭》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否定其有博爱或平等观念。何先生对《西铭》后半段的解释偏离了《西铭》的主旨与方向,把程朱理一分殊的诠释判定为否定博爱与平等,实属重大误解。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差等之爱是个人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否定特殊义务,对个人的道德生活与人生规划极为不利。当今应突出自由选择的特殊义务的重要性,而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血亲伦理,仍是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情感的“爱”不能成为命令的对象,却仍为“博爱”的核心。尽管不宜再把这种情感视作道德评价的对象,但这不意味着其是给定的。以《西铭》为代表的儒家工夫论,对培养真诚的一体之仁仍有其参考意义。     

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

从万物一体角度诠释“仁”,这是宋代新儒家程颢运用孟子学说资源对儒家的仁说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程颢所理解的“万物一体”接近于“万物共体”的意义。后来程颢的论说不再侧重万物是不是一体,而是认识不认识万物是一体,强调仁者是通过理性认识了解万物一体的事实或真理。尽管程颢将论说重心作了转移,却并没有解决万物一体说的根据问题。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践形闺庭内 位育天地间——船山《西铭》题解之"孝"探微

王船山在《西铭》题解中,提出了对程朱"理一分殊"解释模式的批评:外在于"理一"的"分殊"如果不被克服,便无法真正实现天亲一本.于是船山提出"以父称乾"这一路向,来解决二本难题;其解决途径的基础,在于具体家庭生活中的"孝".家庭与"孝"为我们提供人道视域的起点,使得"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再是气化糟粕,而且因其被纳入人道视域而使我们可以从中体认天道.人道视域中的"物"让我们向天下敞开,人与"物"的存在方式在"形"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成能工夫要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用一源,以此为"一学一习上达天道"提供依据.致"孝"工夫通过浸透着德性的见闻之知,使我们参与到意义世界的生成之中,循序渐进以使"天亲合一"得以实现.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

程颢、程颐兄弟的哲学思想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差异何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不同的,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不必细分。我们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但并不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本文仅就二程理气说的异同谈一点看法。 一 “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二程所谓“理”的含义有什么不同呢? 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程颢所谓“天”,非指物质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天者,理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便是理。“理”又称为“道”或“天道”。程颢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同上)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学选择

如何调整、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当代伦理思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回应、处置人与自然的关系 ,儒学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是理学中的程颢“与物同体”、程颐“万物无一失所”和张载“民胞物与”三种观点。朱熹一方面对程颢、程颐二人观点之间的差别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取舍 ,另一方面对张载的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准确的诠释。在朱熹这个诠释中确定的人与自然之伦理关系的三项内涵 ,也正是现代一种新的伦理思潮———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从“理一分殊”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关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等义,与传统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总别和同异之议均有关系。当代新儒家直接承续了宋明理学的精神,面对时代问题,不断地吸收传统智慧以作新解,进而转化为当下思考的资源。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的思想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迷失和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社会里,义理世界渐渐失去了其同一性,甚至无"理"可讲,本根意识的杂乱无章或者消解,使得社会的同构性趋向于减弱,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无所依归的个体原子,本能式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而社会陷于分裂的境况,迫使我们不能不讲"理一"。因为,只有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性关联当中,在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里面,才能够重新找到渐次失落的意义本源,维持价值理性的同一性。但"理一"又不能够脱离开"分殊"来讲,而必须要置于"分殊"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下,在万事万物的个别性存有里面来明"理"。     

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理一分殊"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思想家为了建构其理论体系,曾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发.那么,杨时是如何阐述"理一分殊"的呢?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闽学"发展的脉胳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