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民胞物与"论及其现代意蕴

张载哲学以《易》为出发点,在“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新伦理体系。在张载看来,人与万物之间有广泛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与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人应该将天地万物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宏大的气魄、广博的视野来审视宇宙人生。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无疑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生生不息之天道作为万物生存的宇宙本体论基础,由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道德主体来彰显并实现天道天德,以期实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万物和谐的人生旨归。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宋明儒家"生"之伦理的言说特色

较之其他儒家,宋明儒家对"生"之义理作了高度思辩的理论发微,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生"之伦理思想.他们通过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周延论证,清晰而透彻地说明了"生"之本源依据;通过"为天地立心",特别彰显了人道之"生"的意义;通过"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表达了"生生之境"的终极伦理追求.其"生"之思想的根本在于从深层次上确证人的伦理性存在的意义,提升整体人类的伦理境界.     

"民胞物与"与"大同"、"小康"——张载哲学的理想归宿与实践指向

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相比,"民胞物与"在太和天道的前提下将天、人以礼的形式统一起来,并极力强调主体"吾"通过尽心成性、内外相合在和谐天人方面的积极追求与价值创造作用。"民胞物与"不以道的显现和隐没来判断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对"大同"、"小康"观念的深入发展,其强调主体对天、人、物相和谐的主动追求与创造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张载"和"论探微

张载是宋儒中讲"和"最多、有着关于"和"的丰富思想的理学家之一.其"和"论具体体现在"太和"、"心和"、"中和"以及"仇必和而解"、"民胞物与"等概念或命题中.从宇宙论层面的"太和",到道德心性论层面的"心和"、"中和",再到社会伦理层面的"民胞物与",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天人合一的"和"论体系.此论上承<易>、<孟>、<庸>等"和"的思想,下启宋明理学以"和"为取向的心性修养论.张载"和"论对其体系的"天人合一"特征、道德心性论特质的彰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实在"到"实有"——王夫之对张载"诚"说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学界对王夫之与张载学术关系多有讨论,涉及众多方面内容.从"诚"说来讨论,更能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张载延续了前人把诚解释为天道、修养工夫、人的道德以及境界等看法,同时又把诚解释为"真正""真实""实在",这体现出了新意.张载还以实在为基础,来观照天地万物并同对佛教的批判联系起来.王夫之也继承了张载"诚"说的一些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把诚直接界定为"实有",并以此为基础来观照本体和天地万物、体用关系、有无辨析以及批判佛老."诚"说从张载的"实在"到王夫之的"实有",是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哲学深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儒学对佛老批判的逐步深入.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良知贯通于自然——论王阳明“良知”说的自然维度和生态价值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良知"不仅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是贯穿天地万物,达成万物一体的枢纽。在良知的诸多含义中,"气"和"心"构成了贯通天地的两条路径:气兼具物质性和运动性,构成了人与万物的物质统一性;心的感应能力则使得人们作为能动的主体自觉到自身与万物的一致性。良知贯通万物的特性使"致良知"工夫成为了以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为目标的"大人之学",而这需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阳明认为,"大人之学"就是要将自然界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以普遍关爱的态度对待之。而根据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此举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利用自然物,而是强调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关爱而非戕害,并且当人类要剥夺动植物的生命时必须十分慎重,反复考量其必要性。相比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大地伦理"等思想,阳明良知说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框架,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想对立。     

时命、理法与自然——《鹖冠子》中的自然观念探析

《鹖冠子》继承了老庄之道,主张天地万物之性本源于道,"道"通过天地万物的内在本性发挥作用,体现为自然的秩序与规则,不可随意改变。而"时"与"命"正是这种秩序或规则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的,同时蕴含着必然性。为了适应现实的治理,《鹖冠子》提出"道生法",将"法"视为天地万物自身本性所展现出来的秩序,"法"与"理"相类,本质上都是天道的具体化,而圣人则是通达天道、因循理法、治理天下的关键。《鹖冠子》认为理想的治理状态是"神化"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人性与物性的和谐共处,自然法则与人类秩序的完美一致,而处在"神化"状态中的圣人达到了"天"的境界。     

对“和谐社会”的哲学诠释

和谐社会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精神和谐三方面的内容,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而“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都是强调整合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取向.     

宋代哲学生态观与宋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

宋代是一个人文鼎盛、富于理性精神的时代,理学家们"究天人之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相应地,宋代诗人创作的大量描写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诗歌,亦表现出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宋代诗人亲近自然的"物与"情怀、戒杀爱物思想及其放生举动,均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态伦理精神,成为宋诗在内容主旨方面的一个特色.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道在孔子境界的形上学中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主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之源,又是信仰对象.它与孔子的天、人、性、命、德、仁等等哲学观念存在着既相互涵摄,又互不隶属的复杂关系."性与天道"虽说孔子不常言,"志于道"、"守死善道"却是孔子不懈的追求.在天为道、为命,在人为德、为性,通过"下学上迭"、"践仁合天"之功夫,实现人与天道流行浑然无隔的"无言"之境.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世间的智慧",说明他不了解孔子的"道"的真谛.在孔子,"道"具有形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沿孔子的道、德、仁、天、人、性、命之意义,<中庸>、<易传>建立起原始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     

各正性命、各适其天: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价值观

老庄道家强调人在构建和谐自然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主张以自然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重建平等自由的自然主义价值观.人类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处理社会和自然界各种关系,可达万物自化的"无不为"之境.以无我之心将自身从物欲中解放出来,体现了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天地万物自我价值的尊重和观照.摒弃世俗功利主义价值观,创造性探求事物的多元价值和无限潜能.对身外之物的理性舍弃、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包容,有助于形成和平的自然和社会生态.     

以仁为本: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质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质是"以仁为本"。仁爱之心的不断扩展,使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过渡,因为人与自然是同本同源的,"仁"(生物之德)是其共同本质。"仁"所要求的世界秩序是爱有差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以人为本,实现爱人与爱物的统一。人要发挥主体能动性,履行自己的天职,即"赞天地之化育",这便是"仁"的实现。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论惠栋的循"理"观

惠栋认为,所谓理是人生活世界中本有的"伦理".它本于天道,是万物具有的分理,是具体的个体的理,它与后世所讲的理性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人完整的情性,也是礼的根本所在.     

德性之知:认识论视野下的张载生态哲学

张载的“德性之知”,是以宇宙共同体为认知对象的生态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视野下,宇宙存在“幽明”的双重境域和“太和缊”的运动形式.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境界,不是“我”与他者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我”与宇宙本体的关系,间接架构起“我”对宇宙成员的道德关怀.张载肯定《中庸》由理性认知而致道德觉解的修养进路,并提出“大其心”的生态修养方法,即人的精神追求应印合宇宙生养万物的生态德性.     

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