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平等观建设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做好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影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支配意识等依然存在,制约和影响着藏传佛教平等观的正确践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关系,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华文化的浸润作用。加强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全面正确理解佛教平等观内涵,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认识支撑;正确践行平等观,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实践内容。     

谈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兼谈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做好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文章首先从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问题出发,就区分和厘清关于宗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化方向等概念提出看法,在此基础上介绍我国主要宗教的中国化,突出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问题。强调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要以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基本原则,以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根本保障,以加强自身建设为主要途径,以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发展方向,以开展教义阐释活动和建设"人间佛教"等为主要抓手,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甘肃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调研

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甘肃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爱国爱教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坚持爱国爱教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如何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是必须坚持佛教中国化发展方向,结合佛教教义阐释,系统宣传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二是应把爱国主义传统作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戒律底线。三是应把继承爱国主义传统作为宗教人士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衡量宗教人士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唐宋时期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虽然我国五大宗教来源不同,传播发展历史有别,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经历了长期的、主动的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发展过程。藏传佛教作为我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化进程早在唐代佛教被引入吐蕃时就已经开始了。历经千余载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化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诸多借鉴。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对唐宋两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回溯,指出藏传佛教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化交融”的成果,也是多元社会关系和合运作的结果。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工作需要多方的参与和良性互动。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四个维度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工作及其研究的重大课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以来,经过藏族古贤对印度佛教的戒律传承进行选择性吸收,对哲学理论思想进行理性审视,对于传承制度、仪式仪轨的吸收及改变等过程,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近年来,在学界和宗教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讨不但有新的汉藏文史料披露,而且有诸多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可靠的藏文文献资料为依据,试图从藏传佛教经典文本的藏语化、阐释方式的多元化、各教派思想传承的中国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化四个维度,勾勒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思想内容和现实特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藏传佛教中国化

历史上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中原王朝对藏地治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藏地佛教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的,是以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维护国家统一为主要表现的。今天藏传佛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关键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与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相适应的宗教思想道德和组织制度体系;把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植入教义阐释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及其价值——以格鲁派中观哲学为中心

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佛教来说,其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佛教中国化的进路多样且成果丰富,在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藏传佛教而言,其经院哲学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文章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中心,介绍其经院哲学的教材与教学体系,从而总结藏传佛教经院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格鲁派中观哲学的核心概念“中观八难”为例,论证从经院哲学视角重新考察该概念的必要,进而阐明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对于研究藏传佛教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对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符合宗教仪轨和历史传统

<正>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首领传承继任制度,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体现在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主要环节,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坚持国内寻访原则等已成为重要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剔除了活佛转世的某些弊端,也符合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体现了对宗教仪轨和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当代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发展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以及自身矛盾性质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有了很大进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全面发展。通过观念认同、制度适应、生活融合等途径,当代藏传佛教在信仰层面、制度层面和生活层面进一步融合当代中国进步思想和中华文化观念,不断提升中国化水平。体现人民主体性思想,实现信仰清净化;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形成信仰自由局面;贯彻教派平等思想,实现教派和谐化;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形成依法治教格局;吸收当代人民民主思想,形成寺庙民主管理体制;借鉴现代生活方式,实现寺院生活社会化、现代化,标志着当代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云上边会“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国际视频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

<正>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本次视频会议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的云上边会,会议邀请到10位中外藏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和心得,作了主旨发言,几位专家学者作了精彩点评。发言聚焦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和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讲情况、谈观点,视野开阔、角度多样、别开生面、内涵丰富、学理厚重、见解独到,听了深受教益,既有利于澄清境内外一些人在藏传佛教中国化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也有利于揭露批驳敌对势力利用藏传佛教问题对我进行的造谣、诬蔑和攻击。     

香港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

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在香港特区基本法所赋予的宗教政策下,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意义是传播自身宗教文化的宗教价值和实践;另一个意义是促进香港同胞对于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族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和发展方向。文章作者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实地观察所得的资料,介绍了香港藏传佛教,作为宗教、学术和文化的近30年,特别是九七回归后的一般发展状况,以及与本土佛教的关系等,进而展望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前景。     

论历辈班禅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

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之一,不仅在格鲁派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建树,而且从清代起就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文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历辈班禅传承至今,始终秉承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顾全大局、倾心内向,努力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在梳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典范和历辈班禅世系的基础上,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西藏稳定、维护中央权威、促进藏传佛教发展四个方面,回顾并列举了历辈班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与优良传统,认为继续学习、传承和弘扬历辈班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在当代对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试论果然巴对宗喀巴中观二谛论的辩难——以诠释学的视角解读

14—15世纪,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重要人物对印度佛教各派别的思想有了精深的理解和主体性选择,纷纷粉墨登场,各抒己见,彼此辩难,形成了自立门户、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也是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时期,其中萨迦派高僧果然巴对宗喀巴中观思想的论议和评判,便是这一时期学术争鸣的典型例证。文章尝试以果然巴的名著《辨别正见》《了义极明论》以及宗喀巴的相关论著为文本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视角,探讨果然巴对宗喀巴般若中观"二谛"论的评议和辩难,由此管窥藏传佛教般若中观义理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炳灵寺石窟四臂观音造像试探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后,大部分窟龛壁画被重绘成藏传佛教内容。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四臂观音像出现的频率很高。四臂观音是观音化现的以代表六字真言的密宗观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这种最常见的密宗造像对我国观音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在组织方式、教义思想、学经制度、传承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互动,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在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藏传佛教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得最直接、最深刻。藏传佛教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并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纽带。藏传佛教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中具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必须参与中华文化建设,丰富中华文化的特征和品质。     

一世班禅克主杰的治学实践与理念

文章针对一世班禅克主杰研究滞后问题,从祖籍家世、求学生涯、慧眼识珠三个层面论述其潜心追求新知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基础上,着重阐明克主杰自幼旗开得胜、开创文风、建寺讲学、严正声明、入主金席、利益他人方面的治学路径,尤其秉持尊师重道品德、推崇辩论启智学风、创新闻思学院建制、坚持守正创新理念、开显宗师究竟密意、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独具建筑工艺匠心等方面敢为人先、勇于实践的治学精神,为坚持我国佛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佛教修为等方面提供了如何依理抉择根本正“见”、怎样科学实践正“行”为主的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经验和学理依据。     

诠释学视域下对巴蔡·尼玛扎译著的研究

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本土翻译家接续前弘期的译经事业,且以更大规模译介佛学经典,巴蔡·尼玛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译著不仅是了解这段翻译史的重要线索,也是探究后弘前期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巴氏所译文本的类别、特点及跋文等作了“翻译考古”式的梳理和考察。研究表明:首先,巴蔡共译42部显密经典,根据所译文本体量显示出其“重中观、倾应成”的翻译旨趣;其次,他对龙树、提婆及月称所著中观经典的翻译会特别采取“译校”“译订”或“订校”两道工序;再者,基于《明句论》修订鲁氏所译《中论》,即知其宗旨所归为应成见,自此拉开了藏传佛教般若中观思想从“自续”转向“应成”的序幕;最后,借由翻译进一步推动了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