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小议《中庸》之“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最高概念,是宇宙天道的本体与本源。"诚"为天道,也为人道。思诚或做到诚,是《中庸》的又一个基本内涵,指人道与天道合一。如何才能做"诚"?《中庸》强调,这是一个"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功夫,同时要做到率性向善,择善而固执之。"诚"的境界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圣人因其至诚,所以能够完全发挥自己内在的本性,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彰显。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门弟子及其后继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响很大。《小戴记》(《礼记》)的《中庸》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撰,后经汉儒们窜改,损益,流传日广。南北朝时,已有梁武帝《中庸讲疏》等专讲《中庸》的著作,唐代李翱等竭力推崇,宋代“义理之学”兴起后,《中庸》受到程颐和程灏等的表彰,朱熹且以之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列为儒家经典著作。并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论语》中所载孔子论述中庸之德的正面材料并不多,内容亦较质朴,《中庸》作者利用某些有关孔子中庸的语录,进行其以“诚”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的说教。《中庸》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以后各章是作者论“诚”的部分;第二章到二十章是孔子中庸语录汇编,是《中庸》中的原始部分,但亦已多窜易损益之处,不宜随便引用。至于后人所作有关《中庸》的注疏,更多异说,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因此,要对孔子中庸思想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确是困难的。孔子的中庸思想,蕴藏着深刻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因素,以及“执两用中”的“忠恕”伦理原则,和“执两一贯”的论理方法。这些思想,贯彻在其有关的言论中,散布在《论语》各章的有关方面。如细细地加以剖析,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真实面貌来的。兹特试探如下,提供大家讨论。     

试论《中庸》基本思想的产生年代

<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此后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人都沿袭其说,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欧阳修、郑樵、崔述等人对司马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十分一致。虽然有的也承认《中庸》不完全是子思所作,但却普遍认为其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子思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不再重复前人的有关证据,只想通过《中庸》里“诚”这一重要范畴的考察,就《中庸》思想的产生年代问题补充一些新的论证。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鲁迅“白心说”的中庸特质论

儒家思想强调高尚的人格必须以"诚"为根基,诚则明,明则诚,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纵观鲁迅一生的言行举止,他对"诚""明"的贯彻可谓是终生如一,他对"白心"的强调比较细致的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诚""明"正好是中庸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白心说"具有浓厚的中庸特质.鲁迅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一直坚持"白心说"的核心理念.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中庸》中"诚"的文化内涵的历史阐释——兼论训诂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诚"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上,<中庸>是第一部对"诚"进行了深入系统阐释的儒家经典.在<中庸>中,"诚"具有本体论、道德论的双重文化内涵,成为天人合一的枢纽.本文利用训诂学中关于汉语词源、词义引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格式塔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探讨在<中庸>对"诚"的哲学阐释背后蕴藏着的中华民族文...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试论周敦颐对《中庸》“诚”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敦颐“诚”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中庸》。他依照《中庸》的模式,对诚做了深入的阐述,在儒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杨时为学进德之序述评

在传统儒学中,为学进德是人生的志向和追求,而追求须有始有终,有先有后,即遵循一定的次第。程门高足杨时沿袭《大学》之为学次第,高标《中庸》"诚"之大本,融合程颢、程颐之内外路向,以格物为起点,以反身格物即诚身为核心,以力行为落脚点,强调为学进德是知与行合一的过程。在这一次第中,对格物的论说和取向既是杨时思想的特色,也是造成其思想内含矛盾之处,即由承认外物之理的存在和关注外物之理穷格的需要转向内格诚身,从而游移于物与心之间。这种游移体现了他试图糅合二程向内、向外两个思维路向却难以融通的困惑。     

论王船山的“中庸”观

<正> 中庸一词见于《论语·雍也》篇。相传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此以后,历代学人对《中庸》的注解颇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关于“中庸”的含义,现代学人对它的解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中间思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折中主义,还有人以为中庸是“庸庸碌碌”之意。庸庸碌碌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更没有开拓胆量;也有人认为中庸之庸是“平庸”、“庸俗”之意。总之,中庸在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