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胡宏门人及子弟的学术论辩

朱熹与胡宏的门人和子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学术论辩。他们的辩论主要围绕着性之善恶、以觉训仁、涵养与察识、观过知仁等问题而进行。朱熹认为胡宏是＂性无善恶＂者,胡宏的从弟胡实提出不与动对之静等观点来证明胡宏不与恶对之性论,遭到朱熹的批驳。胡宏门人和子弟推崇以觉训仁以及观过知仁等观点,亦为朱熹反对。在察识与涵养问题上,朱熹主张涵养和察识并进,而以涵养为本,胡宏的门人子弟等湖湘学者则只主张先察识后涵养。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从《知言疑义》看朱熹与胡宏儒学思想之歧异

胡宏和朱熹都是宋代的儒学大师,但他们在儒学上的致思路径和基本主张有很大差异。朱熹在己丑之悟后提出中和新说,开始批判其他各说,《知言疑义》就是这种批判的产物。具体来看,朱熹用"心统性情""理一分殊"和"居敬穷理"分别批判他认为胡宏著作《知言》中大抵有问题的"心以成性""心无善恶"和"先察识后存养"等思想。《知言疑义》可以说是理本论与性本论两个新儒学系统的一次正面冲突的典型代表。     

胡宏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胡宏在总结北宋理学的基础之上,通过阐释、发挥、利用《中庸》、《孟子》及《易传》等思想资料,提出了其既具超越性又具内在性的性本体理论,并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提出了其工夫论。在其理学体系的建构中,《四书》思想资料是重要的学术依托。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观过知仁”说释义——兼论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

“观过知仁”是孔子提出的“观人之法”,历代诠释纷争不断,至南宋朱子与湖湘学派展开激烈辩论,使其纷争达至鼎峰。通过梳理“观过知仁”的历史分歧,分析朱子与湖湘学派争论的实质,厘定“观过知仁”的本义,发挥其修身养性的价值,对于处在浮躁喧哗的现代人的心性修养是极为有益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意义。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朱熹哲学中的“仁包四德”论

本文以朱熹"仁包四德"思想作为立论依据,与《春秋左传正义》和《孟子注疏》以及二程对"四德"的阐释进行比较,从"生意流行"、"四德"与"四端"以及仁与"四德"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朱熹对前人"仁包四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特色,特别是从体用、已发、未发以及心统性情的视角展现了在宋代理学视野下的仁包四德论思想,从而获得朱熹仁学思想整体上的把握。     

论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

朱熹的理学体系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又高于北宋理学.因为这个理学体系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亦即以儒学为主体,又兼采道家的"道"和佛学的"一多相容"思想.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朱熹将这些"源头活水"融合于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因而提高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南宋“江南民力涵养论”始末

有关南宋初期财政,多归结为战时财政这一特征.实际上,绍兴八九年间,在江南士人的积极争取、推动之下,以息民、裕民为目的的"江南民力涵养论"产生并得以推行.其中,湖田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成为南宋政治中的重要课题.然而,绍兴十年宋金战事重开,在中央王朝的强势压力之下,这一涵养民力的理论遭到废弃.随着形势的稳定,江南民力涵养论不再为南宋王朝所关注,代之而起的是中央财政权力的加强和整个王朝财政体制的重新建构.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道德经》“观复论”与身心涵养

"观复"既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命题。作为圣者,老子以其丰富阅历和知识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命完善的文化滋养,他的"观复论"既贯穿着道德关怀意识,也蕴含着性命修持旨趣。长期以来,人们对老子的"观复论"做出了种种解释,但在理解上却存在不少分歧。如何领悟"观复论"的精神旨趣?唯有将之与《周易》联系起来。在老子《道德经》"观复论"与《周易·复》卦的象数义理之间有一条彼此贯通的思想连接线,而这条连接线正是揭开老子"观复论"奥秘的关键所在。     

论朱熹的犯罪学说与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建构了包括犯罪根源剖析和犯罪预防措施两者紧密结合的犯罪学说体系。朱熹继承前贤思想理论,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当时犯罪频发的根源主要是个人私欲和社会弊端,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朱熹犯罪学说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朱熹文论中的“诗哲之争”及其矛盾调和

"诗哲之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化命题,主要指的是理性道德思维与感性情感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多有体现。在朱熹的文论中,也存在着这一矛盾。朱熹从他道学的理气论与性情论出发,提出了"文道观"作为文学的总原则,强调感性情感思维应该为理性道德思维所规定,但在其具体的文学阐述中,有的地方又存在着对这一原则的违背。他对屈原为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楚辞的选取标准,以及在《诗集传》中对"淫诗"的判定,都体现着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矛盾。但朱熹有别于宋代的其他理学家,最终又凭借着其理学的伦理学指向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诗哲之争"的矛盾,使得文学获得了理论上的地位而不被驱逐。     

论朱熹与朱子学研究的五大范式

朱熹是宋代道学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整体把握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五大研究范式,即学案设立范式、历史考证范式、体系重构范式、纵横比较范式与创造诠释范式.五大研究范式各有长处和短处,都为进一步研究朱熹与朱子学提供了重要的资鉴作用和反思启示.     

朱熹的“自得”思想

朱熹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