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藏传佛教风格瓷器与帝王宗教信仰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浩如烟海的藏品中,一些器物明显具有藏传佛教风格,它充分体现出自元明清以来,由于历代帝王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扶植政策,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清宫旧藏中属于元明清时期的大量带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瓷器,以丰富的档案资料,力求从帝王的宗教信仰,及其对瓷器制作的影响等角度进行更广泛的探讨.     

简析内蒙与西藏喇嘛寺建筑的异同

藏传佛教曾在内蒙各地有着深远影响,是藏、蒙两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内蒙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正是这一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但内蒙临近中原,受汉族文化影响亦深,且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所以内蒙佛教寺有着独特的风格,与藏、汉寺庙相比,个性鲜明。在此对内蒙与西藏佛教寺庙建筑的异同简析一二,以求抛砖引玉。     

尊重团结依法管理--关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

藏传佛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相适应,是中国社会对于藏传佛教的基本要求,也是藏传佛教得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内在调适机制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应有体现.在藏传佛教界能动地实现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中的世俗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藏传佛教的各种宗教与社会活动都有验知其是否合乎和可做如何改进的社会制度标准;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治上要成为团结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模范,在态度、感情、交际等人格要素上对藏传佛教徒要给以充分尊重,对藏传佛教的有关事务要依法加强管理,同时注意划清若干界限.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藏传佛教业印母及其生活

业印母是藏传佛教出家女性中较为特殊的尼僧 ,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历史产物 ,在出家女性中享有很高地位。业印母不同与一般的尼僧 ,她们道行高深 ,佛学功底深厚 ,具有一定的成就 ,是某高僧大德依止的秘密佛母。值得说明的是 ,业印母作为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的一种类型 ,并非藏传佛教每个宗派都所拥有 ,她主要产生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等早期形成的几大宗派。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尼僧中 ,没有身为业印母的女众 ,因为格鲁派高僧不依止业印母。一、业印母在藏地的产生及其意义从 8世纪始 ,业印母产生于吐蕃藏地。吐蕃藏王赤松德赞时期 ,…     

国民政府布施西藏寺庙活动考述

国民政府深信藏传佛教在治藏中具有的举足轻重作用,尊重和团结藏传佛教高僧和喇嘛,委派黄慕松、吴忠信入藏,广结善缘,布施西藏寺庙和喇嘛。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承担了布施的重任,每年传召法会时,都按照惯例,熬茶放粥发放藏银。国民政府也不定期的以蒋介石名义捐赠锡德寺、木鹿寺等重要寺庙,展现了中央德意。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寺庙是支持中央,反对英国侵略势力的重要力量。     

试论藏族传统文化之生态哲学

以藏传佛教为价值核心的藏族文化,包含了诸多可以借鉴的内容.本文探讨了藏传佛教哲学中缘起性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理论对于当代伦理界尤其是生态伦理界的理论贡献.     

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蕴——兼论11-13世纪西藏佛教与佛教艺术的构成

文章利用藏文胜迹志、12世纪前后重要寺志与教法史文献,结合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布局,对11世纪建造的西藏扎囊县扎塘寺佛殿净香殿的建筑形制及其三层殿堂的绘塑进行了复原,进而分析其中体现的宗教意蕴,指出11世纪前后的藏地寺院,与此时河西走廊的敦煌,延伸至中原腹地的宋、辽与西夏,同样处在末法背景下佛教中兴的圆融氛围之中,包含了金刚乘无上瑜伽密的体系化新兴藏传佛教。此时虽已呈现烽火燎原之势,但藏地佛教的顶尖架构,仍然保留了承袭自敦煌吐蕃传统的圆融佛教特征,扎塘寺、桑耶寺佛殿的三层绘塑造像安排,恰好体现了此时藏传佛教义理的实际情形。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云南迪庆藏化回族调查报告

迪庆藏回的形成是回族以少数者身份进入藏区,与藏族相比,在人口数量上占绝对少数,他们长期与藏族生活在一起,在藏族文化的影响下,其藏化现象比较普遍,他们讲一口流利藏语,穿藏服,绝大部分回族与藏族有亲缘关系,回藏通婚非常普遍,一些回族家庭成员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者,也有信仰藏传佛教者。部分改信藏传佛教的回族,其民族属性也改为藏族。     

清代阜新地区藏传佛教圣经寺壁画艺术研究

清王朝时期,藏传佛教成为阜新地区蒙、满、汉民众的灵魂主宰与精神归宿.因此,这一时期寺庙众多.壁画作为寺庙殿堂装饰的重要部分,亦承载着教化民众、宣扬佛法的功用.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圣经寺壁画融合印、藏、汉等地的多种文化艺术元素,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巧的构图、绚烂的色彩、高超的技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作品既有印藏佛教壁画的端丽、妍美,也有中原画风的潇洒蕴藉和平朴精细,更饱含着蒙古族蓬勃、昂扬、粗犷豪放的民族气韵,充分体现出艺术与教义的完美结合,堪称清代东蒙地区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典范.     

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一般来说,一切宗教实践都是受宗教理论制约的。藏传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哲学和藏民族哲学思想一千多年结合与发展的产物,其哲学理论博大精深。藏传佛教哲学以系统化理论化方式对宇宙、人生、社会有着根本性认识,是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维方式的综合体,是藏传佛教最深最高的理论。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藏传佛教在藏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24日以"藏传佛教在藏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沈卫荣教授主持,来自中、美、俄以及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献及其传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传佛教初传北京及其历史影响

以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随忽必烈入住北京为重要标志,藏传佛教传入北京。至元七年(1270),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始建,成为北京乃至于内地最早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与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理相伴而生,是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具体体现,对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为北京地区的宗教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北京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藏传佛教传播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藏传佛教是我国藏、蒙古、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主要信仰。在地理上，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分布区域。本文利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藏传佛教文化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与发展，认为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西北部和藏传佛教的诞生地——青藏高原具有相似的文化生态环境，藏传佛教对这一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导致藏传佛教在中国境内半月形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

河西走廊南临青藏高原 ,北接蒙古高原 ,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在藏传佛教向外传播过程中 ,河西走廊起了桥梁和基地的作用。藏传佛教自西夏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后 ,逐渐在当地宗教文化中居主导地位 ,对这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