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与《二程语录》词汇的南北差异

宋儒语录采用文白夹杂的混合型书面语,以往的研究者对其语言成分及词汇系统往往不加分析,没有很好地挖掘其语言的独特价值。《朱子语类》和《二程语录》之方言词语,前者多使用北方汉语方言,后者则更广泛地采用南方的汉语方言。     

略论张载哲学的是非功过

张载是我国十一世纪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正蒙》、《横渠易说》和《经学理窟》,此外还有一些语录。在这些著作中,除了《横渠易说》之外,其他都不是系统的著述。《经学理窟》和语录是他在读书和讲学时所写所说的体会,《正蒙》则是一部哲学笔记。《正蒙》虽然代表了他最主要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是一气写成的,而是他几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心得。在他去世之后,这些心得由他的学生范育、苏整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于这些心得不是出于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张载的二元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归宿

张载,字子厚,陕西西安人。生于公元一○二○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死于公元一○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因为家住在陕西郿县的横渠镇,所以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多是关中人,后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的著作多是弟子纂录而成,主要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张载是“理学”(亦称“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宋代理学从周敦颐、邵雍开始,经过张载的发展,至程颢、程颐形成了体系,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元朝脱脱等修的《宋史》把张载的事迹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五人称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     

“感而遂通”:交感、感动与教化——宋明道学政治哲学的一个切入点

“感”作为宋明道学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素来缺乏研究者的关注,然二程、张载和朱熹通过对《周易·系辞》和咸卦中有关“感”的意义的阐发,尤其是建构寂感体用的哲学框架,来阐明圣人感万物而照察人间疾苦,并通过感化来调节社会秩序的思想旨趣。     

《庄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辩议——以《庄子》、《列子》之先后为核心进行考察

对《庄子》、《列子》中重出寓言故事的分析,可以为我们考察《庄子》、《列子》之先后提供重要的学理依据。《庄子》引用《列子》,说明《列子》应早于《庄子》。此问题的辩议对梳理道家思想的演变有重要意义。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张载生平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张载并非范之门人也无师承关系,范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京师论《易》＂对其易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张载与邵雍观点的不同,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张载卒时以吕说为妥,主要卒因是病逝,虽然政治失意对其心理和身体会有影响。     

张载对"理"概念本体涵义的揭示

学术界一般以为"理"或"天理"概念始自二程,实则在张载那里,已有指代"道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或"天理"之概念,故张载在提示"理"的本体论意义上具有独特的贡献。不过,张载虽有自宇宙原则角度出发对天理问题的思考,但更多体现的是在"当然之则"含义上的关注,而这个问题过去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当然由于张载尚未将天理认作为其哲学中的根本观念,所以这个观念还是与二程洛学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全宋诗》重出作品21首及其归属

文章辑录<全宋诗>重出作品21首,并对其归属做了考辨,对<全宋诗>的进一步完善,庶几可献杯薪之力.     

从《大学章句》引注考看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特点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主要引用了郑玄、程子和吕大临的注。解读朱子引郑氏注,可发现汉儒、宋儒解经之别,以及朱子训诂与义理并重的解经方法。朱子引程子注则兼采训诂和章节刊定裁分,并且和会二程子意以注《大学》。引吕氏注则彰显朱子解经治学不流于学统门户之见、广博援引各家学派观点的解经思路。     

从志怪到传奇——《游仙窟》平议

张鷟是唐初著名的才子,史称其“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迟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传奇小说《游仙窟》更负盛名,据说写成不久就东传日本。但是,无论从流传下来的张鷟著作,如《朝野佥载》也好,或者《龙筋风髓判》也罢,乃至这篇《游仙窟》,都是一个格调:“词旨浅鄙,文气卑下。”有人认为:“很可能,张鷟的《游仙窟》刚写成,就被日本人‘出金宝’购去,以至在中国连书目也没有留存。”所以在国内失传一千多载,直到本世纪初方才从东邻日本回归我国。这恐怕未必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