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论王船山《孟子》学的"情""才"观

船山借训释《孟子》发挥其"主横渠、兼朱子、反陆王"的思想.在船山诠释视域中,"性""情""才"是不同的概念,"情"的概念并非朱子所理解的仅为情感之展现;船山为避免陷溺情证性善之理论困难,强调情虽有负面意义,然亦有正面功效.船山严格划分性体与才之不同,指出人之才虽会因质不同而有所分别,然不影响人道德实践成圣之可能,强调了儒家义理中下学上达之可能.     

论船山在人性善恶上的一个转变

船山在《尚书引义》中提出了气有不善、性有不善的看法。而在其两年之后撰写的《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即对这种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性无不善,这种认识贯彻于之后他学术的始终。由性本善而用有不善的看法到性始终为善的这个转变不仅可以扭转其体用观的扞格不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其人性论的这个转变导致了其"工夫"修养论与宋儒在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不是气与性之不善,不善是由于主体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不能善于驾驭情势与正确对待的结果,不善的结果主要由主体负责。船山之意是要人当下就负起改变自己的责任来,一刻也不能拖延;而且船山也坚信人在当下能改变自己(此类似佛教的前念迷即烦恼,后念悟即智慧)。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礼义廉耻的时代价值——船山伦理思想新悟

船山伦理思想包括诸多方面,如其人性论、价值观、修养论,本文只想选取其中的几个点谈谈自己新的体悟与认识。船山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辩证而全面,在理欲关系、义利关系的价值观上,与佛老、理学的崇理贬欲、尚义贬利不同,坚持了理存于欲中、义即公利等唯物的导向,但又特别强调了理性对欲望、义对利、礼乐对衣食的主导作用,另外,其修养论中强调廉耻特别是"知耻之功大"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都有很强的借鉴启发意义。     

王船山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王船山以他独特的体用观来解读仁与礼的关系,仁义礼智四本德与智仁勇三达德的关系,提出"立人极"的观念,肯定五常、四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而"仁义"乃核心的核心。船山的人文价值观有"诚"作为超越的背景。在人禽、君子小人之辨中,船山反对蹈虚空谈,重视修身守礼,又重视社会政治实践,把核心价值与日用伦常、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对建构当下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博文约礼”与“知性”——论李二曲下学上达的工夫论

"博文约礼"是儒家自先秦以来非常重视的为学之道。二曲作为心学家其求学之道的基石为求心,因此其工夫的立足处为心与性,他对于博文约礼的解释,和先儒相较稍有差异,"博文"之"文"不是单纯的经书典籍,而有"人道"之意;"约礼"之约不是单纯的约束之意,而具有"本体"之意。二曲这一下学上达工夫即重视对道德本体的涵养,同时也强调现实日常日用的道德践履。     

船山易学哲学体系简论

船山先生一生极为重视易学研究,其哲学思想之精髓也是通过易学来阐发的。船山易学主张＂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的易学原理观、＂四圣同揆、彖爻一致＂的《周易》文本观和解易方法、＂占学一理,占义不占利＂的易学占筮观以及＂象数相倚,穷理尽性＂的象数与义理统一观。船山又以其易学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絪缊而化生＂论为架构的哲学体系。＂絪缊论＂是船山哲学的本体论,＂化生论＂反映了一种＂天地之化日新＂的积极乐观的发展观。     

论王船山政治思想四位一体的逻辑展开

王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宏大而丰富。学术界关于船山政治思想之研究颇多,但对其政治思想之逻辑体系与逻辑建构的关注不多。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的整体社会环境催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在历史中检验道德——船山道德观发微

王船山的道德观是依从《易传》"道、善、性"顺序建立的天道论的道德观。他以天道"生生大德"的价值意涵作为人世道德的形上依据,人本于这种"生"的秩序而有知能,进而通过实践开辟出福祉与道德。但进入历史视域以后,人困于自身的有限性难以实现道德与福祉在历史中的统一。天道通过"假手说"曲成人类历史,表现为对人类福祉的成就;而道德必须归于主体方有意义。于是呈现出福祉与道德、天道大德与人的道德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本文以道德之建立为问题,以船山史论为主要考察对象,检视船山为建立现实的、主体的、形而上的道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中的困难。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丧服视角下的晋代母子关系

从丧服角度可以清楚地窥探到两晋母子一伦的实际状态及受重视程度.晋代礼家在对庶子为所生、子为出母、子为嫁母应否服丧以及服丧的规格等礼学疑义进行论议时,均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先秦周制的规定与汉代经师的观点:主张庶子在父卒后为所生母服齐衰三年之服叙、出妻之子为本生出母的服叙不能因为母亲与自己绝族而有所减损、即便是为父后者为其本生嫁母也应有服.但是,对于非血缘的母子关系,两晋礼家在是否应为继嫁母或嫡出母服丧问题上所持观点与汉代经师没有多少差异.这说明在小宗法制的背景下,母子间的血缘亲情越来越被强调,而两晋礼家也从礼制上去论证为本生母服丧的合礼性,目的是为了伸张这种血缘亲情关系.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