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新图像样式的出现——青海玉树吐蕃佛教石刻再研究

青海玉树迄今发现有5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大日如来佛堂内石刻和恰冈石刻图像题材为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和毗卢遮那佛与二菩萨,皆与毗卢遮那佛有关,另外3处石刻图像为十方佛、佛传、初转法轮图和礼佛图等。文章通过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和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图像和藏文题记进行研究,认为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所刻的“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普贤行愿品》”的组合表现了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的结合,吾娜桑嘎石刻中“释迦八相+骑象普贤+骑狮文殊”的组合则与法华信仰有关。这两处图像的出现,体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毗卢遮那信仰与以敦煌为代表的汉地法华、华严信仰的结合,是汉藏佛教交流中出现的新的图像样式,为研究汉藏文化在佛教信仰方面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例证。     

青海玉树贝纳沟摩崖造像服饰初探北大核心

贝纳沟摩崖造像位于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内,其造像主体毗卢遮那(朗巴朗增)与八大菩萨的三角翻领左衽阔袖袍服,蕴涵的独特服饰文化信息直观反映了吐蕃王室与贵族着装的时代风貌。造像唐风藏式服饰风格的世俗化特征体现了吐蕃佛教造像的本土化,间接反映当时流行的吐蕃王室与贵族服饰、装束被移到了佛像上这一特别的历史情境,对于把握吐蕃佛教艺术与文化发展脉络、了解唐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藏传佛教业印母及其生活

业印母是藏传佛教出家女性中较为特殊的尼僧 ,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历史产物 ,在出家女性中享有很高地位。业印母不同与一般的尼僧 ,她们道行高深 ,佛学功底深厚 ,具有一定的成就 ,是某高僧大德依止的秘密佛母。值得说明的是 ,业印母作为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的一种类型 ,并非藏传佛教每个宗派都所拥有 ,她主要产生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等早期形成的几大宗派。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尼僧中 ,没有身为业印母的女众 ,因为格鲁派高僧不依止业印母。一、业印母在藏地的产生及其意义从 8世纪始 ,业印母产生于吐蕃藏地。吐蕃藏王赤松德赞时期 ,…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佛教是我国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与我国古代文化相结合,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和体系。 公元7世纪,佛教从南北两路进入吐蕃之地。在吐蕃王朝存在的二百多年以及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本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佛教吸收了本教的某些形式,于公元1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具有浓厚西藏地方民族     

西藏世居穆斯林考略

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唐朝、吐蕃、阿拉伯构成了整个亚洲的政治格局.吐蕃与阿拉伯的角逐,导致了藏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之后,藏传佛教的宽容和西藏宽松的社会氛围,使西域穆斯林陆续移民西藏,最终成为“蕃克什”(藏族穆斯林);而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清代回族的入藏和清军的入藏,逐渐形成了后来的“甲克什”(汉族穆斯林).本文依据各种文献,以及作者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对西藏的这两种穆斯林族源进行了探讨.     

论苯教大圆满法

苯教大圆满法主要是苯教和藏传佛教宁玛派修行的一种法门,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藏传佛教其他派别中,并在现代社会传播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苯教大圆满法是为任何个体所需求的精神能达到最完美和至高无上的一种思想(或方法),经过历代苯教大师的传承及历史的风雨,时兴时衰,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     

两种毗卢遮那佛造型: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毗卢佛造像探讨

文章对中国境内的两型毗卢遮那佛造像——结智拳印与结最上菩提印毗卢佛像的遗存与流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试图还原这两型造像在汉、藏佛教艺术发展中的历史面貌.     

人之历史与历史之人——评《我的阿爸多吉巴桑(苏永和)》一书

<正>引言在高山峡谷、四面环山的嘉绒地区,以嘉绒十八土司为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从作为象雄文明符号的琼鸟信仰,到墨尔朵神山崇拜,从赞普赤松德赞(755-783)时期的毗卢遮那大师流放到嘉绒,到11世纪从阿里邀请赞普后裔统治嘉绒,这一藏文明的边缘地区始终保持着极具特色的文化属性。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嘉绒文化多元,教派齐全,开放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一特色从象雄的琼部落迁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韦协》译注(二)

《韦协》是首部系统记载佛教传入西藏的早期重要史籍,记述了8世纪后半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重臣韦·赛囊迎请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入蕃传法、修建桑耶寺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主要内容有5部分。(1)有关吐蕃赞普拉脱托日年赞至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西藏最初的传播情形的记述。(2)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使者赴唐朝引入佛经和从印度迎请菩提和莲花生大师前来吐蕃传播佛法的记载;记述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寺过程和佛经翻译以及佛法在吐蕃传播过程中与苯教的斗争;(3)记述印度佛教中观渐门派和唐朝禅宗顿门派之争。(4)一小段增补的内容,极其简略的语言记述了9世纪上半叶赤祖德赞时期的宏法业绩;(5)另一段增补的内容,是9世纪初牟尼赞普时期的佛苯之争的一段记述。翻译《韦协》,并附上较为详细的注释,目的是为国内藏学界,尤其是为吐蕃史研究者和藏传佛教史研究者提供这一部史学名著的汉译文,以弥补《韦协》只有英译本而无汉译本的缺憾。     

《韦协》译注(一)

<韦协>是首部系统记载佛教传入西藏的早期重要史籍,记述了8世纪后半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重臣韦,赛囊迎请寂护和连花生两位大师入蕃传法、修建桑耶寺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主要内容有5部分.(1)有关吐蕃赞普拉脱托日年赞至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西藏最初的传播情形的记述.(2)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使者赴唐朝引入佛经和从印度迎请菩提和莲花生大师前来吐蕃传播佛法的记载;记述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寺过程和佛经翻译以及佛法在吐蕃传播过程中与苯教的斗争;(3)记述印度佛教中观渐门派和唐朝禅宗顿门派之争.(4)一小段增补的内容,极其筒略的语言记述了9世纪上半叶赤祖德赞时期的宏法业绩;(5)另一段增补的内容,是9世纪初牟尼赞普时期的佛苯之争的一段记述.翻译<韦协>,并附上较为详细的注释,目的是为国内藏学界,尤其是为吐蕃史研究者和藏传佛教史研究者提供这一部史学名著的汉译文,弥补<韦协>只有英译本、无汉译本的缺憾.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派系原为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及至15世纪初叶,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此后噶当派并入格鲁派。此四大派系一直传承发展至今。藏传佛教的东传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先是从青藏高原北向传入西夏,对西夏文化影响甚大。佛教是当时西夏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西夏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僧人数量很多,据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三千。吐蕃僧人很受尊崇,有的被封为“国师”。那一时代,藏传佛教还北传至辽、金,但对内地的影响微乎其微。     

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续)

三、藏传绘画双身图像的历史渊源与465窟的年代 从藏传佛教教派发展的历史观察,双身像在西藏的传播分为前宏、后宏两个时期。前宏期双身图像出现的年代是在8—9世纪。以上乐金刚双身像为例,其修习传承最初流行于吐蕃时期的宁玛派,文献记载莲花生大师曾教授赤松德赞王妃益西措杰等有缘弟子无上密乘八法,其中就有金刚亥母修习法,位于桑耶寺以北的青浦道     

《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简评

7世纪中叶,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吐蕃,从此便与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区本土文化,于1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颇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藏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而且成为西藏地方统治阶级唯一的正统思想。它的弘扬与兴盛,造就了一批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作为传播佛教的载体,不仅为发展佛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协调民族关系、调解地方与中央间的矛盾、稳固中央王朝的统治、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财富,著述甚丰。对他们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推动藏学向更深层次发展。但他们的功德事迹除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     

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吐蕃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事实,即从公元七世纪迄至十三世纪以前,吐蕃文明无论在地域、种族和文化上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这一东向发展趋势,实际上标志着十三世纪以前,吐蕃文明始终不断地在向其东部的中原文明倾斜和靠拢。可以认为,十三世纪西藏文明向中原的归属,即西藏与元王朝隶属关系的形成绝不是偶然和凭空发生的,它应是自公元七世纪以来,吐蓄文明不断向东发展、不断与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