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制度变迁的锁定效应研究:一种沉淀成本方法

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缺乏解释力,原因在于它们往往停留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分析的框架里,忽视了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或沉淀收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由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可知,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已经支付过了,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仅仅根据预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决策.然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因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等,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过去旧制度条件下的沉淀成本,从而造成一种锁定效应.因此,为了加快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消除沉淀成本效应.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村民自治的探索和实践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村民自治制度渐趋成熟，对促进广州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调动农民的参政热情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广州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实践意义、基本特点及主要着力点等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若干问题。     

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探源——基于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公司治理"典范"的日本公司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的"真空".进入21世纪,日本掀起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本文从日本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探究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根源,认为国际制度环境发生了由稳定、封闭到变化、开放的变迁过程,日本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是顺应国际制度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转型期乡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讨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核心。正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构成了特定的村庄基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给村民和村干部的收益大于建设所需的成本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有良性发展的希望 ,其效能也会因此增强。     

制度变迁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考察

制度问题是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现状以及复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决定了相应制度及制度变迁问题的复杂性。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形成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演化模式。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并使之和全球文明协同演化。本文提出了在文化演化层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和微观社会主体行为层面推进形成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的分析框架。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重要;(3)中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4)人是现实的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可以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行为;(5)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6)中国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下放权力;(7)稳定的环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邓小平的制度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与政府管制限度——对排污许可证制度演变过程的分析

本文以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为例 ,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与政府管制的角度 ,分析环境保护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表现出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尽管政府环境管制能够对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起到一定的抑止作用 ,但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政府管制与公民社会三者的有机治理 ,才能使防治环境污染取得预期的最佳效果     

治理机制缺陷、企业融资行为扭曲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企业融资行为与金融结构变迁相互关系分析框架的建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企业的融资选择将使得金融结构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变迁;静态地看,银行和资本市场是相互竞争的,但动态地看二者是互补的。通过将“私人控制租”引入模型,发现企业治理机制缺陷与银行治理效率低下,对资本市场发展与金融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村社治理-自治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创新——以浙江农村为例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村社治理与自治的关系结构,意在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乡政村治的事理结构模式,它是近代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沿革和制度演进的最本质的议题和最核心的纲领,是村社政治民主、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发展的制动力量.本文以浙江村社治理自治的发展为例,展示村社组织从家族自治到组织村民自治,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复合功能,从自力到政府、社会和个人合力的功能性转变,重点提出村社选举、村社发展参与和管理参与的组织制度安排思路.     

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等正式制度变迁相对落后,这与东北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相对不支持正式制度变迁有关。通过比较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正式制度变迁、东北与浙江文化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差异,可以证实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创新是东北振兴的关键。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趋势

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农村基层民主已有大概30年的发展历史,成就斐然,也颇受质疑,本文认为未来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由制度输入到能力提升——农村基层民主发展重心的转换;由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关键;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结合——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动力;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时代特征;由组织重建走向权利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价值回归;由选举式民主单兵突进走向四个民主齐头并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全面深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农村改革较为曲折,从开始阶段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到改革中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到国家以新农村建设为方略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曲折的经历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加以解释,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相应的收益十分明显;而随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则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相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优势,从而出现资源向城市集中;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表明国家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寻找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路径.为此,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应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进程;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