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明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纷纷来五台山弘付沸法,他们在此居住修行、讲经说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道场,这些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五台山亦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     

炳灵寺第70窟南壁所见番僧身份考

甘肃永靖炳灵寺第70窟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明代重修洞窟之一,其南壁东侧下方绘有三身墨书题记番僧形象。文章对此处题为“锁南藏卜”的番僧进行了身份考证,证明其为明代格鲁派大慈法王徒裔,即炳灵寺《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中所载“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明廷为大慈法王敕建之弘化寺今已无存,因而该窟中所见弘化寺番僧无疑是研究明代汉藏交流史、炳灵寺一带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情形的一处重要实例。     

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派系原为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及至15世纪初叶,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此后噶当派并入格鲁派。此四大派系一直传承发展至今。藏传佛教的东传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先是从青藏高原北向传入西夏,对西夏文化影响甚大。佛教是当时西夏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西夏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僧人数量很多,据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三千。吐蕃僧人很受尊崇,有的被封为“国师”。那一时代,藏传佛教还北传至辽、金,但对内地的影响微乎其微。     

近看《元代藏汉艺术交流》

在历史上,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悠久而又广泛的交流,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是汉藏民族交流互动的结晶,它们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示了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轨迹。有元一代是汉藏艺术交流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从规模上看,是史无前例的;从结果来看,直接决定了西藏本土的和以宫廷为主的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结果便是对当时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政的直接写照。     

近70年西藏艺术研究的进展

文章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从研究对象至研究主体两方面对近70年的西藏艺术研究加以讨论:从研究对象看,重点关注对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源流探索、不同区域岩画的考察、吐蕃时期汉藏边界佛教图像的研究、重点寺院的个案分析;西藏西部11世纪至15世纪佛教石窟与寺院的考古学调查,佛教图像的辨识与义理的解读,绘画风格的溯源;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传播的研究,特别是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辽宋西夏、吐蕃艺术关系的考察等方面。从研究主体看,藏汉研究队伍的成长,学术研究的深入,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把握,最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演进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西藏艺术研究在90年代以后最大的进展。     

仰华寺与蒙藏关系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蒙古人的历史就围绕着阿勒坦汗(即俺答汗)的地方政权而演变,这个政权非常迅速地攻破了明朝对河西走廊的封锁,敲开了自元朝覆灭后一直向蒙古人关闭的佛教法门,把藏传佛教格鲁派引进蒙古高原,并逐步改变了蒙古人传统的宗教信仰。从这时起,蒙古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藏传佛教格鲁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仰华寺的建造就是这种关系的象征,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和里程碑。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蕴——兼论11-13世纪西藏佛教与佛教艺术的构成

文章利用藏文胜迹志、12世纪前后重要寺志与教法史文献,结合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布局,对11世纪建造的西藏扎囊县扎塘寺佛殿净香殿的建筑形制及其三层殿堂的绘塑进行了复原,进而分析其中体现的宗教意蕴,指出11世纪前后的藏地寺院,与此时河西走廊的敦煌,延伸至中原腹地的宋、辽与西夏,同样处在末法背景下佛教中兴的圆融氛围之中,包含了金刚乘无上瑜伽密的体系化新兴藏传佛教。此时虽已呈现烽火燎原之势,但藏地佛教的顶尖架构,仍然保留了承袭自敦煌吐蕃传统的圆融佛教特征,扎塘寺、桑耶寺佛殿的三层绘塑造像安排,恰好体现了此时藏传佛教义理的实际情形。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藏传佛教在藏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24日以"藏传佛教在藏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沈卫荣教授主持,来自中、美、俄以及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献及其传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明代西藏仁蚌巴家族与藏传佛教诸派关系

在明代西藏历史上,仁蚌巴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曾一度利用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等手段篡夺帕竹地方政权的统治权。在15与16世纪交替之际,仁蚌巴家族将势力从后藏扩张到拉萨一带,掌控西藏中部大部分地方,成为当时西藏最有权势的贵族。15—16世纪也是藏传佛教各派风云争霸的年代。当时,格鲁派获得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一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而萨迦派和噶玛噶举派等传统强势教派获得元明二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在西藏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们也积极寻求世俗力量的支持。文章通过梳理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的传记资料,叙述仁蚌巴家族与各派重要僧人交往的史实,以此来考察仁蚌巴家族面对不同局势时在宗教层面上作出的抉择,以及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对世俗政治力量的抉择,从而进一步展现15—16世纪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     

从朝贡成员到编户齐民：明中期对西南土司朝贡的调整及影响

正统至嘉靖时期,明朝对西南土司朝贡的频率与规模、贡品的运输方式、违规朝贡、赏赐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整,其措施多围绕经济这一因素展开。在此背景下,朝贡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经济作用持续强化,这加速了西南土司的政治身份开始从之前的朝贡成员向编户齐民转变,本质上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从之前的间接管理开始向直接管理转变。     

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

明朝在乌思藏、乃至整个藏区管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为三个 阶段的,而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总体上看,明朝的治藏政策是向着越来 越严密、完备的方向发展的,这是随着对藏区形势的不断深入了解而进一步调整、 变通的结果。明朝管理藏区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继承元朝有效治理政策、继续 "僧俗并重"的同时,更加注重并有效发挥了朝贡贸易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空 前紧密的经济联系巩固、发展了自元以来形成的中央王朝同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 关系,使明朝的政令得以顺利地在藏区贯彻、执行。     

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 ,是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 ,曾在明朝永乐年间和宣德年间两次奉旨来朝 ,接受朝廷封号 ,从而确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的封授关系。本文根据汉藏文史料的相关记载 ,分别从四个方面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与明朝建立封授关系的重大史实的有关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论述 :一、藏文史料中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之记载信实不虚 ,可补正史缺载之憾 ;二、考证释迦也失第一次代替宗喀巴奉旨入朝的时间、路线并试图释解汉藏史料记载的矛盾之处 ;三、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辨析 ,认为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应是南京而非北京 ,驻锡地点应为南京梵刹能仁寺 ;四、考证朝廷对释迦也失两次赐封号及四次朝贡的有关问题 ,论述大慈法王的历史作用及地位等。     

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朝贡制度是明王朝对藏族地区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加强了明朝同藏区政治关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进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本文试图从经济方面来探讨朝贡对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一 明王朝针对整个藏族地区教派林立的状况,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并在分封的同时,主要针对受封者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朝贡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1、年例朝贡,即例贡。各受封的僧俗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向明廷进行朝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