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藏传佛教文献周慧海译本述略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及<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等佛经均由西夏功德司司副周慧海所译.这几部佛经的翻译底本,据笔者初步判断,皆由藏文本翻译而成,并非如此前学者提出的译自梵文本.其中,前3部佛经相应的汉文本、藏文本分别在黑水城文献、云居寺得以保存,以此两种文本为对勘材料的西夏文本解读不仅于西夏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透过语言事实重审西夏文佛经翻译的源流问题.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以西夏官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敦煌石窟西夏洞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受11—13世纪新译密续经典影响下的题材,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与敦煌本地传统壁画有明显的区别。此类壁画图像在洞窟中往往是汉藏共存、显密共融,集中体现出西夏佛教"圆融"的特点,无疑是理解西夏佛教的重要内容。借助西夏藏传佛教的大背景和黑水城藏传文献,判断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的"官方佛教"系统属性,或许对我们理解敦煌西夏洞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诠释学视域下对巴蔡·尼玛扎译著的研究

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本土翻译家接续前弘期的译经事业,且以更大规模译介佛学经典,巴蔡·尼玛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译著不仅是了解这段翻译史的重要线索,也是探究后弘前期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巴氏所译文本的类别、特点及跋文等作了“翻译考古”式的梳理和考察。研究表明:首先,巴蔡共译42部显密经典,根据所译文本体量显示出其“重中观、倾应成”的翻译旨趣;其次,他对龙树、提婆及月称所著中观经典的翻译会特别采取“译校”“译订”或“订校”两道工序;再者,基于《明句论》修订鲁氏所译《中论》,即知其宗旨所归为应成见,自此拉开了藏传佛教般若中观思想从“自续”转向“应成”的序幕;最后,借由翻译进一步推动了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西夏对藏传佛教的吸收与融创——以《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数篇大手印文本为例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西夏对藏传佛教的吸收并非简单而机械的复制。文章以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为例,通过同定其藏文原本,并进行相应的释读,初步厘清这些文本的传承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反映出西夏的传译者基于藏文原本所做的重组、编集与再阐释,由此彰显西夏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理解与融创,以及西夏佛教文化兼收并蓄、圆融汇通的特色。     

"藏传佛教在藏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24日以"藏传佛教在藏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沈卫荣教授主持,来自中、美、俄以及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献及其传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前十页译释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本《吉祥轮律曼陀罗》是一部重要的藏传密宗经典,对研究元代回鹘语文,回鹘佛教的发展及其与藏族文化、藏传佛教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文献不见汉文本,惟有藏文本流传,无疑丰富了中华《大藏经》的内容。全部文献较长,共23页,这里仅选取前10页予以译释。     

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蕴——兼论11-13世纪西藏佛教与佛教艺术的构成

文章利用藏文胜迹志、12世纪前后重要寺志与教法史文献,结合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布局,对11世纪建造的西藏扎囊县扎塘寺佛殿净香殿的建筑形制及其三层殿堂的绘塑进行了复原,进而分析其中体现的宗教意蕴,指出11世纪前后的藏地寺院,与此时河西走廊的敦煌,延伸至中原腹地的宋、辽与西夏,同样处在末法背景下佛教中兴的圆融氛围之中,包含了金刚乘无上瑜伽密的体系化新兴藏传佛教。此时虽已呈现烽火燎原之势,但藏地佛教的顶尖架构,仍然保留了承袭自敦煌吐蕃传统的圆融佛教特征,扎塘寺、桑耶寺佛殿的三层绘塑造像安排,恰好体现了此时藏传佛教义理的实际情形。     

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传

本文通过藏文文献材料的发掘,揭示出后弘期初期尼泊尔著名的上乐教法传承上师滂汀巴昆仲(■)曾在甘青藏夏交界地带活动的历史故实。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了其本身在早期印藏上乐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同时期西夏上乐教法初传的密切关系。同时,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后弘期初期滂汀巴昆仲对于沟通印、藏、汉佛教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西夏宗义书《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初探

文章介绍《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并提供西夏录文和汉译。在此基础上讨论《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在西夏藏译宗义书中的地位,主要假设是西夏存在"大手印"和"大圆满"二种宗义书体系,《集记》似乎属于后者,即属于"旧译密咒"体系。文章认为,本文献内容显示其属于西夏本土佛教文献,系圆融汉藏佛教资料而成的宗义书。     

传统藏纸制作技术新考:以原料植物与制作工艺为中心

对传统藏纸制作工艺的研究,前人多从实地考察的角度来对其使用原料与技术进行调查。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原料植物和制作技术两个方面对传统藏纸制作技术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部分藏文传世文献中也保存一定数量的古代藏纸工艺记录,对这些文献的文本翻译和研究,有助于补足传统藏纸制作的全貌。文章从“原料”和“技术”两个角度对传统藏纸制作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并以相对成熟的汉地造纸研究为参考,勾勒传统藏纸制作的原料使用与技术细节。具体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对前人的行记、植物志等原始材料进行搜集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藏纸原料进行归纳、总结和讨论。二是借鉴对汉地造纸技术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西藏实用工艺宝箧》等藏文典籍中保留的藏纸制作工艺进行翻译和分析,解读其中的关键步骤,并尝试发掘其中的科技史、文化交流史内涵。     

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

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教内自发传播发展阶段、世俗王权干预传播发展阶段及国家政治导向自由发展阶段,它们构成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史。第一阶段,后弘期开始至元初,藏传佛教在康区自发传播发展;第二阶段,元代至清末,康区藏传佛教在世俗政权干预下传播发展,形成政教联盟或政教合一制度;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今,分为国民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康区政教合一制度逐渐被废除,最终实现政教分离,藏传佛教自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国家法律保障其自由发展,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导向下的自由发展。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关于《米拉日巴传》形容词的研究和比较

《米拉日巴传》不仅是研究后弘期藏传佛教形成、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同时 ,在语言上也独具特色。文章着重对《米拉日巴传》中的形容词进行分类介绍 ,并与敦煌文献中的形容词作了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