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保障措施“未预见的发展”问题探析

保障措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被形象地称为"安全阀",它对稳定多边贸易体制至关重要,GAITI994第19条中规定了"未预见的发展"条件,而《保障措施协定》中却没有此规定。同时,WTO各成员方在此问题上的立法多有不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实践也存在诸多差别。针对"未预见的发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及它与《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到底有无冲突,我们有必要结合WTO案件中DSB的解释规则及实践对这一条件的适用及具体理解问题做出分析。     

保障措施的实质要件及其实践之比较——以美国“201条款”和欧盟“3285,94号条例”为例

实质要件的认定是保障措施适用的前提条件,然而,同为GATT/WTO成员方的美国和欧盟在认定保障措施实质要件的相关因素方面却存在差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一步完善外贸立法时不应按照入世承诺对WTO相关规则进行全盘的移植,而应更多的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立法思想和执法理念以保护我国产业。     

论作为特别保障措施启动条件的"市场扰乱"

"市场扰乱"是外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尤其是纺织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认定标准,其有别于WTO<保障措施协定>一般保障措施和<纺织品和服装协定>中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判定标准,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易于满足的认定标准.文章分析了"市场扰乱"的历史渊源和立法演变,重点解读和评判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所规定的针对中国的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时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并就如何因应出口贸易中其他WTO成员方对我国产品发起"市场扰乱"指控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论保障措施实施的一般条件

"保障措施"是依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和关贸总协定第19条规定实施的紧急进口限制。目的是防止或救济因进口产品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引起的对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与反倾销和报复性关税不同,不论是否存在任何不正当贸易行为,均可对出口方实施保障措施。因此,为防止滥用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协定对实施保障措施的一般条件作了规定,WTO专家小组和上诉机关也在争端解决中对此作了严格的解释。     

如何应对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从20世纪开始就已经白热化。这里所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独立关税区。在WTO体系中,标准的表述为发展中成员方,在GATT体     

从案例看WTO"相同产品"的界定

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方的国内税和国内规章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相同国内产品的待遇,对“相同产品”的认定是确定成员方是否违反国民待遇义务的关键。本文研究了GATT时期和WTO时期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相关案例中对“相同产品”的不同分析,归纳出界定“相同产品”的两种主要方法:“目的和效果”方法和“特征和功能”方法。通过比较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文章指出“特征和功能”方法能够克服“目的和效果”方法所导致的冲突和弊端,是一种更科学更务实的选择。     

WTO保障措施的适用

结合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案例,文章对WTO保障措施中“未预见到的情况、进口数量增加、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等适用条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在适用WTO保障措施中较易引发争议的问题、缔约各方的分歧及WTO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与分歧所做的努力,对我国在采取保障措施或应对其他缔约方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中应予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公共道德比较研究——兼论中美文化产品争端案中公共道德问题

WTO货物贸易协定(GATT)第20条和服务贸易协定(GATS)第14条均涉及到公共道德问题,各国可依据公共道德的理由而豁免该国在GATT或GATS下承担的部分义务。通过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协定下公共道德的含义不尽相同,GATS中公共道德的含义及适用条件都要严格于GATT关于公共道德的规定,将两者等量齐观,有失偏颇。在涉及货物贸易的中美文化产品争端一案中,WTO专家组将涉及服务贸易的美国博彩服务案中对GATS第14条(a)"公共道德"的界定复制适用,认为GATT与GATS中的公共道德含义相同,这给中国在该案中援引GATT第20条(a)"公共道德的例外"为文化产品进口争议措施进行辩护造成困难。     

WTO反倾销损害裁决中就业标准的法律制度初探

就业与贸易救济措施的关系是贸易法领域关注的问题之一.以反倾销措施为标本,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WTO反倾销损害裁决中就业标准的内涵和实施要件.就业指标作为产业损害的标志之一,不仅能够制约各成员方武断地作出反倾销决定,还能提供给受损害产业工人在贸易中的救济权.但是由于反倾销本身存在着理论适用上的缺陷和就业标准的阐释模糊,致使在实践中反而为各成员方以保护就业为由滥用反倾销提供了合法的空间.因此应该完善WTO反倾销的就业标准.     

区域保障措施的合法性探讨

全球区域贸易安排的迅速发展,推动和补充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区域贸易安排本身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尤其是对WTO规则的排斥,在一般保障措施的实施中,区域贸易安排限制和割裂了WTO保障措施实施条件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成员方在区域贸易安排中订立了区域保障措施条款,进一步形成了与 WTO规则的对峙。     

试析关贸总协定的保障条款

去冬今春以来,在国内报刊上一些论述关贸总协定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中国因承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使某种产品大量进口而严重损害或严重威胁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时,我国可以利用第19条保障条款,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甚至还有人说:“面对某种产品进口数量激增,造成对国内工业的严重损害时,缔约方可以实施进     

试论服务贸易中的紧急保障措施制度

在回顾GATS规则工作组关于紧急保障措施谈判进程的基础上,分析批判了发达成员方认为没有必要制定紧急保障措施的观点,阐明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制定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紧急保障措施援用的两个重要条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应该积极参与GATS关于ESM规则的谈判并在适当时候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立法的建议.     

论WTO保障措施机制下的中止减让问题

中止减让是保障措施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制约保障措施使用的报复性手段,具备独特的制度价值.但中止减让的权利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本文结合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对中止减让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有利于我国的相关实践.     

WTO规则视野下碳关税措施探析

美国＂碳关税＂措施法理逻辑是针对美国国内产品征收的＂碳税＂进行的边境调节措施,而其国内的碳税并不涵盖在WTO边境税调整范围内。美国以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环境例外作为碳关税在WTO体制内合法性的依据,但通过解释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却可得到相反结论。碳关税虽是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健康的措施,但却不是＂必需＂措施;碳关税符合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但不符合GATT第20条引言的规定,构成了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是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中国针对美国232调查进行反制的合法性分析

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进行232调查不符合GATT第1条和第2条,且实质上为保障措施。DSU的严格规定导致中国的反制困难重重,其合法性的证明只能从WTO体系外的国际法入手,因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重大违约”有成为DSU例外条款的可能性。在DSU无法为我国提供反制依据的情况下,一般国际法在特殊法领域可能存在适用的空间；通过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可以使得引用WTO体系外条款具备合理性。     

利用贸易保障措施对衰退产业进行保护分析

由于衰退产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而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进口的激增并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因而衰退产业比较容易满足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政府决定是否衰退产业进行保护时只是考虑从不同的利益集团那里得到的政治捐献并最大化其政治支持.保障措施的实施与否就是政府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     

解析WTO协议下的中止减让措施

分析了发展中成员在选择《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2条规定的WTO成员方可以采取的中止减让措施时应考量的因素,并就现有的改革建议进行分析,认为现有的改革建议并不适用于所有的WTO案例,应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批准使用具体的中止减让措施,以确保中止减让措施的有效性。     

WTO框架下出口限制的争端与对策——以香港婴儿配方奶粉限购令有关法律问题为例

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的《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可能违反GATT第11条中禁止出口限制的规定,从WTO框架下与出口限制有关的法条及案例出发,针对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和第11条的例外情形在出口限制措施中的适用性,阐明禁止出口限制的法律基础、起诉《2013进出口规例》的合理性和特区政府援引的例外条款的法理基础.以出口为生计的国家和地区可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应对出口贸易限制问题,香港婴儿奶粉限购令亦可加以完善.     

WTO规则视野下的风险预防原则探析

从WTO规则和案例的分析来看,WTO贸易规则允许成员方采用预防措施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是保护环境。在GATT、TBT协定和SPS协议中,都能够找到一些预防原则的影子。为了防止以环境保护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WTO规则对于风险预防原则所持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但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重要使命,在贸易中重视环境保护也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的产生背景、发展及其启示--以"新加坡议题"为例

WTO制度优势和缺陷是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产生的背景,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新加坡议题".该议题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全球化与民族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这表明,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应与制度完善相协调,发达中成员方和发展中成员方应树立公平的发展观和体现适度的灵活性,构建利益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