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

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纳为"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而这两点都属于王弼的政治哲学。"崇本息末"突出了对政治治理本身的批判,它为政治治理划定界限;而"崇本举末"是王弼政治哲学的应用,是方法论。王弼的这一诠释基于《老子》文本本身的两种可能诠释方向,王弼《注》十分清晰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两方面可能。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王弼对老子自然观的超越

王弼注《老子》,提出"崇本举末"以无为本",构筑起形而上学的玄学本体论,为赋予"自然"全新意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为自然"是王弼提出的新自然观,在他那里,"自然"既体现为顺物之性,又是循事物之客观规律,这是"自然"意义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崇本举末——试论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探讨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时,尤其是在"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一直有不一的看法。本文将就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来试做探讨。本文首先认为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以无为本",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崇本举末"是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最后认为,王弼哲学思想是儒道融合的产物,而具有以下特点:较儒更具思辨性,较道更具现实性。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思想是王弼哲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王弼对老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在本体论上,他强调以无为本;在政治论上,他主张以道治国,理顺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效果.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试论汉魏佛教对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以几种思维方式和时代状况的分析为中心

一般认为,玄学思想对佛教产生了影响,但玄学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家王弼的观念论、一回性和志向究竟的思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佛教这一事实来看,无法排除汉魏佛教对王弼玄觉察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论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的影响

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他的“贵无论”哲学,我们对魏晋时期的山水审美思潮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诠解。山水美的发现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它的成因及蕴含再加研究无疑仍是很有意义的。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王弼哲学对“有”的肯认——“有无”关系再探

关于王弼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和哲学史家将其概括为"贵无论"、"无的哲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王弼虽强调和突出了"无"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与作用。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立足于三个方面来分析:"崇本举末"(有无、本末关系)、"以无为用"(有无、体用关系)、"名教本于自然"(有无、名和自然)。     

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静定、立诚与格心

王阳明为了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证工夫和施教方法.静坐即是他继"知行合一"学说之后,针对学者实存状况提出的一种证道入手工夫.静定工夫既需要"事上磨练"即社会人生的具体实践作补充,但其本身也可在默一澄心与省察克治等诸多方面同时双管齐下,以达到扫除私欲,直契形上本体的目的.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更有经典的权威依据,王阳明还重新诠释了<大学>的有关章句或辞语,认为诚意乃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并将颇有认识论特点的向外格物逆转为更具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向内"正心".无论是深入心性本源寻找生命成长的主观动因,或是依据经典重新诠释以求客观印证,他最终的理想都是亲证亲历形上道德理境,使每一个体及人类整体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永久安顿.     

致良知和成圣工夫

基于致良知学说,王阳明阐发了人的道德本性,赋予人以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自律性以及道德完善的自足性。他指出:人是一个本性自足的存在者,其本身就具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之源(良知),不需要任何其它的外在权威来规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他还改造了儒家的传统圣人观,剔除了其中关于圣人标准的才力(知识技能)因素,认为道德性乃是衡量圣人之为圣人的惟一标准,由此解决了“满街都是圣人”的理论可能,并指出:致良知就是为圣之功。这对以知识态度来审视一切以致把人类自己物化的危险倾向不无现实的警醒意义。     

王弼之“无”作为本体的具体含义新探

王弼将“无”描述和规定为不可名的、非物质性的、绝对的、单一的、超时空性的和无限的。“无”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完全是形而上的范畴，是万物的本体。但“无”仅仅是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条件，它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万物之所以“是”的根据。王弼以“无”为本，同时以“无”为用，“体用不二”是其本体的思维方式。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