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

当公共行政在祛除价值负担后,开始了技术化、科学化的追求,并沿着专业主义、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进一步发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过"合法性危机",但其中的科学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科学精神内在的包含理性精神、客观精神与专业精神。当代中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行政管理没有经历过理性化的自然演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对科学精神的偏离与误解,这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公共行政科学精神的实质,重视培育公共行政的理性精神。     

功绩主义原则及人事制度创新

在西方,从公务员制度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完全不同于传统价值的新型管理理念和方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进公务员制度核心价值的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实现形式。在中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正面临着两难困境,通过对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变迁的分析,启示我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性途径,在于我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上的创新。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论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方向——以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为视角

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具备一些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形式特征,又保留着职权主义的色彩,目前面临着进一步的完善。文章通过对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的介绍,指出我国的刑事审判改革应从欧盟审判程序一体化的改革中吸取经验。     

诈骗罪应拒斥“外观主义”——基于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的双重检验

“外观主义”的学说性及其相关制度的形式要件性决定了以外观主义实质限缩欺诈行为必将面临着欺诈行为定型性丧失的危机;同时,外观主义也未改变欺诈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片面地以外观主义排除欺诈行为的存在,不仅误解了外观主义损害分配的功能定位,也与现有的刑法规定相冲突.在财产损失的评价范围中纳入外观主义,则不仅会引致“善意民法衡平,恶意刑事处罚”的保护必要性与保护力度倒挂现象的出现,还将面临着因评价不足而存在处罚漏洞与以牺牲处分行为要件与素材同一性要求为代价弥补处罚漏洞的两难困境.财产损失的结算,除应以会计原则确认结算标准外,还应以交易关系区分划定结算财产的范围.这既契合了诈骗罪作为交往型犯罪之本质,也为诈骗罪拒斥外观主义提供了法理支撑.     

媒介想象与地域主义

当代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集中表现为地域主义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在他人导向型的电子媒介时代,大众传媒作为认同政治的参与者对于文化变迁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地域主义通过地域与地域、地域与国家的关系影响并调节着转型时期的社会共同体秩序,而媒介对地域主义的文化想象直接关涉到现代性认同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工具主义法律观在美国法律职业危机中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代美国的法律职业出现了危机,不仅大众对法律职业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与担忧,律师自身也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隐藏在法律职业危机背后的法律理念是工具主义法律观,它以两种方式体现在法律职业之中:其一,律师的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工具色彩越来越强烈;其二,律师通过工具性地操作法律规则来达成其当事人或其个人的目标。工具主义法律观在当代法律职业中的流行有着深刻且复杂的现实原因。我国的法律职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新形势下的事业单位改革与年鉴发展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事业单位改革的战略部署,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事业单位改革。年鉴事业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同时也是一次新的生存危机。在面临事业单位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年鉴事业单位的改革,不仅影响着全国几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