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读《王荆公诗注补笺》献疑

李之亮教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中存在以下若干问题:首先,在对王安石生平行实履历的叙述上,许多地方征引蔡谱时缺乏考辨。其次,文献材料的征引缺少必要的辨别考证,具体表现在对王安石诗文系年的错误、交游考证不足等问题上;再次,笺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足够的重视,继续沿袭了前注的错误。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南柯记》集唐诗的整理与注析——兼对《（南柯记）评注》相关注释的补正

《南柯记》的集唐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作者直接标明“集唐”的；二是未标明“集唐”但实为“集唐”的；三是选用或改用唐人诗句的。这些集唐诗句，汤显祖主要是照录，但也有一些是有意改之或误记。     

《文选》阮籍诗注及钟嵘评论问题探究

阮籍《咏怀诗》旨意幽微,南朝时即有颜延年和沈约为之作注。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就对颜延年注解进行了评价和揣测,但对沈约注却只字不提。颜、沈二注目前仅少数几条保存在李善注《文选》内。笔者以此为据,发现钟嵘批评颜延年是因后者只谈名物训诂不谈美刺教化,严重背离了《毛诗》的注释传统,而这又体现了钟嵘诗学观中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不提沈约注,是因为沈注流传极少,他并没有见到。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

柳得恭是朝鲜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三次出使中国,著有诸多使行作品。在1790年与朴齐家一同以书状官的身份随问安使团赴热河行宫后,咏其所见而成《热河纪行诗注》,该作以诗为主而又自为之注。柳得恭以崭新的文化视角观察东亚文化模式中的维持与变革,对东亚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对新文化模式的设想。     

南社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研究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南社刘成禺记载袁世凯帝制史事的咏史诗专著。《洪究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在前二书直接启发下创作的,其亦史亦诗的体例,群体共构史识的方式,在野独立与当权者离心的姿态,以诗存史的精神等均秉承二书而来。《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因容纳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且以嬉笑幽默出之,自具风格,在咏史诗史及南社诗歌史上也别具光彩。     

黄节《鲍参军诗注》的笺注动机与特色

黄节先生对鲍参军诗歌做过经典注释。其注诗的动机是秉承着＂以诗救世＂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注诗的方式来抒发己志,传播＂务实致用＂的思想理念;其笺注特色在于多创注补注;取精用宏,释事不忘求义;存正纠谬,独抒己见。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与版本源流考述

《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重要的民俗典籍 ,它的作者与注者都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与文化条件。作者、注者对公元 6世纪南北民俗的记述 ,为我们保存了当时中国岁时民俗的真实面貌。本书自南朝著作完成之后 ,流传于隋、唐、宋时代 ,元初已经亡佚。明人重新辑佚成书 ,清代有多种刻本传世。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