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新探

本文利用新见的西夏文献和文物 ,对西夏佛教的一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作者搜集了多种西夏皇室发愿文 ,为历朝稀见 ,并指出它们的学术价值 ;西夏有三位帝师反映出西夏帝师制度的形成 ,并对元代帝师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众多的国师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点 ,国师在西夏佛教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 ,表明了西夏佛教的繁荣 ,但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西夏不同形式的佛塔展示出佛教建筑的多样性 ,也透视出佛教信仰多民族融合的风格 ;西夏首创以活字版印刷佛经 ,形成实用规模 ,并保存了很多早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以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为例

佛经抄写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本文以武周时期抄写<妙法莲华经>为例,考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唐代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流通等各环节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而唐代佛经抄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古代出版的发展影响深远.     

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

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有鉴于此,文章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加以探讨,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方面,追寻党项人在佛教信仰影响下思维的方法和特点,以求廓清西夏文字创制之谜。     

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

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与印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佛教联系。既有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说法,更有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来自印度的高僧拶也阿难捺（Jayananda）不仅在西夏担任僧职,而且还被封为国师,积极从事佛经的翻译,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无论西夏与辽、宋、金的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中印之间的往来僧侣皆可自由出入西夏境内,西夏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

本文考证法国收藏的一件西夏文佛经残片。这件残片原出敦煌北区,内容为《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一,已刊布的西夏文文献目录都没有著录这种佛经,本文可以为西夏佛教文献学补充一份新的材料。     

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经实践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夏新旧两种译本佛经的对勘成果，并结合施经发愿文，对仁宗时期的校经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希望理清仁宗校译佛经的宗教背景、校译规程、参与经师、校经原则、校勘重点等具体细节，为全面把握西夏仁宗时期的校经情况以及当时的佛教面貌提供资料。     

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

吐鲁番发现的4件西夏文佛经残片中,最完整的一件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编号为T.M.190。本文指出这件残片是西夏转译本《郁伽长者问经》的一部分,汉文原文为曹魏三藏法师康僧铠译,见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一卷“宝积部上”。借助这片佛经残叶的解读,我们可以窥见回鹘与西夏佛教的交往史实。     

五代科举与书籍印刷之关系

在考察五代诸国藏书及书籍刊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以外,当时所收藏和印刷的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仍在延续,并未停废。这也说明五代的科举与书籍印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科举的存在对于书籍印刷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甘博藏西夏文《普贤行愿品疏序》研究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G21.055[10705]佛经为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是陈炳应先生当年从古旧书刊中发现的,交甘肃博物馆登记珍藏的。佛经首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本文仅对疏序进行译释研究,通过对一些词语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文译本并没有严格按照汉文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在理解汉文基础上,结合西夏语的特点或当时习俗对有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这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诵经来保佑国祚长久的美好愿望,而且也彰显国家佛教之兴盛。     

元代蒙译佛经跋诗简论

蒙译佛经跋诗,顾名恩义,一般指的是出自佛经蒙译者之手笔。如果穷源追本,跋诗是从题记(跋)演化而来。题记朴实无华、简洁记录有关书写(包括创作、阐释、翻译、抄写、刻印等)该经文的事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跋诗不过是词藻华丽的题记而已。但这种跋诗一旦成为一种风格,就发展成为一个文学种类或形式。就蒙译佛经跋诗而言,早已发展成为蒙古族佛教文学的一个种类。因此,笔者试图从蒙古族佛教文学的角度对蒙译佛经跋诗进行粗浅的探讨。 蒙译佛经跋诗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除交待写作时间、地点、人物、缘起等情况外,主要采用叙事、赞颂、祈愿等文学形式和手法。叙事部分作为当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真实写照,具有开宗明     

西夏新译佛经中的特殊标音汉字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中有几部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刊印的佛经,是由西夏本土僧人宝源等新译的。这些经典中的陀罗尼秉承了唐代以来密咒梵汉对音的标音传统,在遇到难于在汉语中找到对当字的梵语语音时,采用了很多注音辅助手段,包括在基本汉字前加“口”旁,在基本汉字后加注“二合”、“引”、“重”、“合口”、“紧”和创制新的“切身”字等办法来描摹梵语的实际音值。这些特殊标音汉字的用法与《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用字有些相似。本文根据梵语,对夏译佛经陀罗尼中的特殊标音汉字所代表的实际语音进行了诠释。     

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考略

20世纪初在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包括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批珍贵的佛经文献当年散失严重,出土后一部分文献被掠至海外,劫余之物入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的精品,该文献保存完整,属于元代的善本,距今七八百年之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日本藏西夏文献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刊布,国内学者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的研究还很少,笔者在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文献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比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海内外收藏的不同版本,试就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作初步的探讨。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

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出土后即部分遭到散佚。1929年有一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富的单位。本文根据当事人留存的著录、研究著作和回忆文章探讨这批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文献的数量、种类,国内诸家收藏及流失海外的情况;介绍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迄今的著录、整理和研究概况。认为今人对其中已有定论的所谓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西夏僧侣的培养和选叙

西夏是一个崇儒尊佛的国家,佛教被尊为西夏的国教,佛教僧侣们在西夏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西夏对于佛教僧侣从培养、选叙到管理都有着严格的措施和法律规定,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讨。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西夏文书的制作与保护

《俄藏黑水城文献》是由中央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合整理、编辑的大型珍贵文献图书。该文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结合其他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文书的制作材料和工具(包括文字、纸、笔、墨、砚等),制作方式(有抄写、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等),页面格式(包括栏线、界格、文面和页码等),装订形式(主要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和线订册页装等),以及西夏文书的封面和裱褙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     

西夏僧人“德慧”师号考

在俄藏黑水城汉文和西夏文佛经题记及发愿文中有多处关于僧人德慧师号的记载。德慧显、密兼修,由法师荣升为国师,先后有兰山觉行法师、兰山觉行国师和兰山智昭国师的称号。本文对德慧不同师号的年代进行考证,并对他翻译和校勘多部佛经作了初步梳理。德慧精通汉文、西夏文、藏文和梵文,为西夏的译经事业和佛法弘扬作出了一定贡献。     

广博、精审、缜密——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夏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者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西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韩荫晟同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西夏史料主要包括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个部分。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西夏法律书《天盛年新改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这些可以说明,西夏曾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这些实录     

英藏西夏文献中的一幅版画及发愿文考证

英藏Or.12380-3197号西夏文献存留4个残叶,前两叶为佛教版画,后两叶<英藏黑水城文献>拟题为"佛经".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考证出其版画残叶为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某个刻本前面的一幅说法图,后两叶为乾祜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仁宗为施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所作发愿文的残留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件刻本.     

佛经文学视野中的唐宋诗学--评《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

经典是宗教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宗教经典往往兼具宗教性和文学性,既是特定的宗教文化载体,又是异彩纷呈的丰富文学宝藏。随着佛经被汉译后涌入中土,儒、道、释渐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支柱,其经典遂为文人士子所重视和喜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正如鲁迅所言：“晋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①唐宋时期,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文人士大夫不仅尊崇儒家元典,而且喜爱佛、道经典。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比道教更加兴盛,各地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大量佛经开始广泛流布,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佛经作为佛教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信徒和沾染佛学者,尤其是文士接受佛教的最直接、最主要途径之一。因此,阅读、抄写、研习佛经便成为唐宋文人士大夫日常重要的精神活动,这一现象对唐宋文学产生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隋释彦琮《辩正论》的佛教思想及与翻译思想的关系

《辩正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其主要佛教思想是:凡圣之别;遵循佛法;佛经翻译之目的与信佛之目的一致,都是自觉觉他的大小乘佛教的精神;合格佛经译者的两个首要条件与佛教信徒必备的两个条件——皈依佛法、严守戒律基本一致;佛法的三期说之像法观念;佛典翻译的佛教性质是佛教说法教化的德用范围。佛教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系是佛教思想贯穿了整个《辩正论》,也是论文佛典翻译理论的主要和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