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似乎都缺乏让商议式民主生根、结果的丰厚的土壤.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基层出现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之案例,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人注目,曾被有关机构评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奖."民主恳谈会"将商议式民主带进到基层民众的政治生活之中.本文从商议式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民主恳谈会"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意义.     

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信息时代的民主参与

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显示出种种不足,如公民的政治冷漠和官僚的威权治理等。这引起了学者的担忧和批判。并纷纷探索新的民主形式。巴伯等提出的民主参与,以强势民主改变弱势民主。有效的民主参与,需要适宜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当代民主参与的缺失,在于存在着诸多的内外障碍,尤其是公民社会的缩减、公共领域的衰退、社会资本的下降。信息技术具有发育公民社会、重构公共领域和提升社会资本的潜力,是民主参与的新的有效工具。当然,信息技术的这种潜力目前发挥得还很少,还需要对许多具体的体制进行完善。关于信息技术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既有浪漫的直接民主的乌托邦观点,也有悲观的专制主义的恶托邦看法。但是,乌托邦难以实现,恶托邦则是倒退。民主参与则是信息时代比较现实的选择,能够促使民主朝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方向逐渐发展。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包容性民主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当前我国已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现象,它是社会公众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非政治性的、合作逻辑下的非对抗性抵制行为。包容性民主,作为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新途径,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消融提供了一个解放性方案。     

新媒体条件下群体性事件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

群体性事件中的危机传播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常态.新媒体的介入,人际传播的主体意识增强,多个利益主体、多种传播形式的并存,改变了传统媒介主导危机信息的格局,形成危机传播中的几种利益信息传播博弈的现象.在新媒体条件下,把危机传播的利益博弈看成是整个社会为取得社会共识而进行利益协商,并把它看成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种标志,对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传播将提供有益的思路.     

民主:从投票到交往

共识是民主的规范性要求,如何在多元条件下达到共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主要难题。公共选择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把理性个体的策略选择当作民主的基础,强调通过投票机制把不同个体的多元偏好汇总起来并形成社会选择。商议民主理论则认为投票并非是民主的唯一内容,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也是民主的内涵。它期望人们通过无强制的交往达成共识,认为个体偏好可以运用交往理性通过"更佳论证力量"的商谈而得到改变。商议民主理论在总体上虽然有些理想化,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方法、观点,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分歧包括政治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协商性民主

协商性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决策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金钱或权力的途径进行,而且协商决断的参与度应该尽可能平等和广泛.协商("沟通力")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传统和语言实现社会协调的媒介,它以市民社会为制度核心.本文首先对协商性民主的社会理论基础进行审视,然后指出了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层及协调机制分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两个悖论,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独特的沟通力,在文章的最后,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政治、伦理和认知等方面的功能.     

协商民主语境的阶层关系及媒体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施面临各种结构性的障碍。这些结构性障碍的产生主要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对近年来发生的系列宝马撞人事件的研究发现,在“宝马撞人案”中媒体的消息源结构上,相对于“撞人方”而言,媒体更倾向于以“被撞方”作为消息来源;媒体倾向于使用“标签化”的策略来将具体的“撞人者”抽象化为强势阶层的象征;媒体倾向于使用“悲情叙事”、“主题归因”和“司法”三种新闻框架。     

协商民主与政党制度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尽管目前其实际运行的经验还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协商民主关怀的核心是立法和决策达成的形式,而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立法和决策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协商民主情境下必然涉及政党和政党制度,现有的政党制度虽然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路径行进,但是无论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能够从协商民主的理念中获得知识资源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刍议

协商民主是一种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民主协商可以与公共决策相勾连.从民主协商的本真性旨趣与工具性价值来看,在公共决策过程安置民主协商可以提升决策质量,增加决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政治过程来看,协商与决策之间存在着填补的空白地带,需要通过协商范围的厘定、协商规模的设计,以及建立偏好转换、协商终止与意见聚合等协商机制,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     

差异政治与协商民主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差异政治理论对普遍主义的政治模式提出了质疑,强调差异性、多元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应受到平等尊重和承认权利.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解决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通过公共协商解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缺陷.然而,协商民主与差异政治两者表面的亲密关系却无法掩饰其实质性的分歧.二者背后隐含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悖论--是以无差别的个人主义抑或以有差别的社群主义为原则?该问题是协商民主理论领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生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生成具有多维度的依据,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最为本质的理论基因,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其产生的制度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发展的活头源水,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则是其不断完善的重要推力。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